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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志云哥的故事（十九）

最小的大学生

1951年夏末，我们在保定农校毕业了，同学们很快分配了工作（在未毕业前就组织我们下乡投入到突发的棉虫防治工作）。由于我年岁小，学习成绩又较好，和另外两个同学被保送到（不经考试）同在保定市的“河北农学院”（即现在的河北农业大学）继续上学。我们都无比激动，上大学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还没开学就把我们接来了，我分到农学系（当时还有园艺系、水利系、森林系、畜牧系）一年级，学制四年，这是河北省的最高农业学府，很多全国知名教授都在这里任教，如孙醒东、曲泽州、张连桂、毕桓武、王恒铨、王健老师等，他们后来有的当了校长、副校长，有的至今还健在。校园很大，原是“曹琨花园”旧址的一部分，环境优美，从农校流来的那条府河横亘在北面，形成天然屏障，东西大道两旁是挺直高耸的毛白杨，从荒芜的荷塘、存留的假山、残破的石雕和小巧的“园中园”，都可想像出当年的盛景。我立即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老人家这一喜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是大部分同学分配工作走了以后才告诉我们的。

母亲出生在东三省的辽阳县，自幼就跟着她祖父到了沧县，祖父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教她念书写字。所以母亲不但能看信，还能写信，母亲的毛笔字写得也好，小时候每天晚上我都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记下当天的开销，连给我一毛钱都写上，我问记这些干什么？母亲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后来儿女们都外出了，她把儿女们来的信都用手绢仔细包起来放在一个小木匣里，想儿女时就戴上花镜拿出信来一遍遍地看，看完了又放好收起来。母亲还爱看书，很多名著都看过，还记住不少。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妇女是很少的，母亲共妯娌八人，谁也没她文化高。刚解放后，母亲最爱看的一本书是“工作着是美丽的”，看了好多遍，那本书纸张又次，边角都磨坏了。书中的主要句子和对话，母亲都能背下来，每次回家她都跟我们讲，她对书中男女主人公最终未能结合非常同情和遗憾，讲着讲着就掉下泪来，一边哭一边还讲。我看这本书就是从母亲那儿知道的。

母亲很快来了信，发愁地说，上大学好是好，家里拿什么供你上？过去一般普通家庭，谁家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我又赶紧给母亲回了信，告诉母亲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学校有助学金，会通过当地政府了解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再说保定农校也会负责介绍。母亲这才放了心。

新生报到的日子到了，那几天学校热闹极了，天天有新生来。高年级的学生都去车站接。那时大学生是统一分配，来自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身居国外的青年侨胞对祖国非常向往，纷纷回国上学。

农学系是全校最大的系，所以来的新生最多，报到后全班共48人（其中女同学8人），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华侨（后来我们选他当过班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在全校入学的新生中，论年龄和个头都是我最小，所以都称我是“最小的大学生”。后来开会时我一发言，或一写文章，他（她）们又对我另眼相看了。

农学系共有四个年级，当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二年级是全国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再加上从老区转来的十几名年龄大的“干部生”，也有40多名，三、四年级都是解放前入学的学生，那时青年学生愿意学农的不多，所以两个年级一共才20多人，一个女生也没有。全系设了一个团支部，让我担任组织委员，当时我的团龄还不满一年，可见组织对我的信任，主要负责收缴团费、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由于我年龄小、班级低，主要分工协助团小组长抓好本班工作，对其它年级只掌握情况就行了。我班当时只有五、六名团员，成立了一个团小组。到第二学期，我们班团员多了，就单独建立了团支部，我任团支部书记，主要抓团员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和各任的班长都配合很好，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是后话。

开学后我就一头扎进更广宽深奥的知识海洋，白天上课、复习、看讲义，晚上到图书馆。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如火如荼，报纸上、学校广播中天天有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学生们被强烈感染着。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工作扎实而又丰富生动，很适合青年人特点。为了学习时事和功课两不误，我们班成立了“讲报组”，每周一次集体讲报。先由三、四名学生，分工收集整理报纸上的新闻和英模事迹，开会时讲给大家听，等于大家都看了报，讲报人虽然辛苦点，但感到自己收获最大，讲报组人员一周一换，对不爱看报、不善讲话的学生，也是一种锻炼和鞭策，这种学报方式非常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的名字…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都是通过这种讲报方式而深入同学心中的。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燃烧的激情，认真写了“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农学系党支部。过了几天，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找我谈了话，问我对党的认识和为什么入党，最后让我写一份“自传”，包括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转变过程。我当时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