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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志云哥的故事（十六）

                                             七天“党训班”

1949年暑假以后，我们升入二年级。这时校方对学生的思想脉络基本摸清了，不再限于一般性的教育工作，而是兼抓重点学生，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组织。当时班上只有两名团员，都是没去天津由沧县直接跟来的，和多数同学还有些隔阂。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有两位教导员，有时教导主任也亲自抓。校方看我爱学习，品行好，守纪律，和同学关系不错，不断找我谈心，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有什么思想收获，和我讲社会发展前景，讲进步青年应树立什么志向，我感受到组织对我的关怀与期望，从此更加自觉地学习，并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约束，不再像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像这样被重点关怀的同学还有几位，都是年龄较小而思想又较单纯的。

班上出了几位对自己言行有约束的同学，会立即被别人看出来。原来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明显不一样了，你发牢骚他不再跟你发，你讲怪话他不再跟你讲，你偷摘果子吃他不再跟你去，你犯纪律他不再跟你做。这不是出了“异类”吗？就免不了有人对“异类”冷嘲热讽，“异类”的朋友不约束自己，听着不顺耳就顶上几句，于是从这时起学生中开始了分化。“异类”觉得委曲，只好找校方诉说，有时把后进学生的言行也给“告”了。这时校方如处理不好，就会形成学生之间的尖锐对立。现在看来：当时学校的领导水平真高。领导听了“异类”的“诉苦”，不是简单生硬的处理，更没有开大会训话，而是耐心地做“异类”的工作。李航校长就亲自和我谈过一次话，至今难忘，大意是：学生中绝大部分本质都是好的，无非是有人转弯慢了些，要有胸怀容他们，要有耐心等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更要关心他们。人都是明道理的，都是有感情的，当他们想通了道理，知道你是真心关怀他，他们会转变的。还要多着眼身边的同学，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光一个人进步不行，还要帮助带动别人。现在你们是少数，慢慢发展壮大后，不就变成多数了吗？还想拉别人后腿的人就受到孤立，对违犯校规的人，学校自然会规劝处理，但现在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对思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你们自己不都是有个转变过程吗？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说得我心明眼亮，十分舒畅。现在想来，我应该庆幸遇到这样的好领导、好班子、好团队。后来李航校长重病卧床，我去看他，他还认出我来。若干年后我们谈起李航校长都非常崇敬和钦佩，至今我还非常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之后果然像老校长预料的那样，我们班的思想天秤逐步向进步这一方倾斜。在“园工”们的辛勤浇灌下，这些“幼树”最后都成了“材”。 除很少数中途出走外，到1951年毕业后，大多都充实到当时急缺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少数补充到农业科研和教育战线，他们在几十年工作中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多是业务骨干，行政上有的当了处级干部，最高的成为地市级领导。

自从升入二年级，志云哥就没再找过我，我也没找过他。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打个招呼。他也没加入“讥讽异类合唱队”，似乎一天天沉默，一天天离群。有时他正和人说笑，我一走近，他就不言语了，可能觉得他说的话我不感兴趣；有时他和别人在一起，我一去，他就慢慢离开了。志云哥啊：那时你一定很苦闷，弟弟对不起你！

转眼到了1950年元旦，天空飘起了雪花。在全校新年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充满了欢乐气氛。

这一年寒假我留在了学校，在距开学前一周的3月1日（那时春季开学晚）校方通知我：带上行李到“保定市二中”参加为期一周的“党的知识培训班”。因受名额限制，全校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