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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志云哥的故事（十）

少年不识愁滋味

开学后学校很快步入了正规，该上的课程一应俱全，师资力量也不错，有时还请名师到校做报告。校方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每天早起跑步，然后集合升旗，一位副校长领头背“总理遗嘱”（总理即孙中山），然后训话，晚上有晚自习。只有星期天才能自由活动。然而，学生们能安心读书吗？时局动荡，归乡无望，学农的远离农村，课堂上只能空洞地讲，“农三班”明年暑假就毕业了，到那里工作？前途在哪里？谁也无法回答，干脆也就不想以后了。学生们的父母大多还在家乡，与日俱增的思乡情无法排遣。只有过一天算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讲他的，同学在下边想自己的。考试前背背书，能及格就行。只有语文课和音乐课还能引起些兴趣。课余时间和假日一玩起来也就把“愁”忘了。

志云哥依然常出去看电影，天津当时已进来美国片，没有译成华语，只有简单的华文字幕。但最爱看的还是国产片，那时又兴起一阵古装片热，“西厢记”、“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接一个地演，都是大明星，片片有插曲，只等星期天不行了，他晚上也开始出去看。一天他极力拉我晚上去看“钗头凤”，这是描写陆游和唐婉悲凄爱情故事的。“你不知道那歌有多好听！我看了一遍，还要跟你再看一遍。过两天就换片了。”接着他唱起了“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我禁不住诱惑，吃罢晚饭，哥俩就匆匆出发了。出来一趟真不容易，走了一半我就后悔了。我们步行20分钟先到中山路，再坐“紫牌”电车到东北角，还要换乘“花牌”电车才能到“劝业场”。劝业场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外国租界地都在附近，电影院很多。当时天津和上海都是有名的“不夜城”，越到晚上人们越出来游乐、购物、洗浴、吃夜宵…，街道两旁成了霓虹灯的海洋，各商家、娱乐场所、服务业都开门营业，喇叭里播放着最流行的歌曲、戏剧和曲艺段子…还有的出来就是为了逛街看夜景。要闹到夜十一、二点才散。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现象。到解放后，白天人们都上班工作，就没有那么多人夜间出来了，这种现象也就消失了。由于电车里人挤得水泄不通，这辆上不去，还要等下辆，赶到电影院就用了一个半小时。这天夜里我们回校超过了规定，校门已上锁，幸亏志云哥跟警卫熟才叫开大门，但还是被报告了校方。在第二天早晨的全校大会上我俩被点了名，因为是初犯，晚自习让我俩在操场罚站一小时，以后再犯加倍处罚。这一整天志云哥都不敢正面看我，只说：“是我连累了你。”“你也是为我好，不就是罚站吗，要不学校怎么管住这么多学生。”我反而劝他了。

晚自习前我催着志云哥提前来到操场，值勤指定了罚站的地点说：“你们要站到下自习，不许走动，不许坐下，我能看到你们，要不守规矩我就报告去。”这时已经入冬，我们已经穿上了棉衣、棉鞋。但站了一会就觉得冷了，偏偏夜里又起了风。志云哥找到值勤：“我想回宿舍拿棉大衣。”“哪那么多事？”“我怕把他冻坏了。”值勤看了看我瘦弱的身体：“都是你惹的，哪个宿舍，我给你拿去。”一回棉大衣拿来了，他披在我身上，我又披在他身上，最后我们一同披着。值勤没搭理我们，又巡查去了。

这夜晴空万里，繁星满天。我想引他说话：“志云哥，你看天河多清楚。”（那时我们把“银河系”叫天河）“嗯。”他连看都没看。“你知道哪颗是北极星吗？”“不就是北斗星吗。”“不是，北斗七星像个勺子，是不断移动的，仔细看也不是七颗，而北极星是不动的。你顺着北斗星外沿两颗星向前看，那颗亮星就叫北极星，它总在地球北极的上方，如果夜间迷了路，只要找到北极星就知道方向了。”他这才抬起头。你看月亮旁那颗最亮的星是什么？“是大毛星。”“叫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现在在半空，早晨就落下去了，因为它最亮，所以天亮时还能看到它。”后来志云哥到北京汇报演出大型歌剧“启明星”，启明星也就是金星。“谁告诉你的？”“是初中一教自然课的老师。”以前我们谈话，都是他说得多。这次却是我说得多，他还在内疚。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用力回握着，又拉了拉大衣，我们靠得更紧了。我们不再说话，可能都回忆起在八里台共患难的日子。

是啊，自从到了联中，我和志云哥的关系有了些变化，虽然住同屋，却比在八里台显得有些疏远。两个人的爱好和性格哪能完全一样呢？他好动，我好静；他爱好打篮球、单双杠等运动，我却不爱好；我写作文很认真，还写日记，他却应付；我愿作守纪律的学生，他却怕受束缚，满不在乎；我愿坚持把一件事做好，他却缺乏耐性…到联中后，他仍不断用弹弓打鸟，到河边逮螃蟹，爱玩的小同学会跟着他，于是他有了一些新伙伴。对这些我没有一丝不高兴，我一句都没说过他，我从未干预过他的自由生活，这也许是他喜欢我的又一原因。今天想来：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看到有那么多同学关心我，爱护我，我很安全，他已经没必要再像以前“紧跟着我”。后来发生的很多事一再证明：他丝毫没有减少对我的关爱，只是站在了稍远处。我在身体上、情绪上的微细变化，都逃不脱他那双敏锐的眼晴。

（待续，第十一章“墙报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