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

　　在昔日的“民工楼”里，100多平方米足以容纳25户不同的人家。可很少有人把这儿真的当成一个安稳的家。大楼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有人搬出。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极为简单的几件家具，“几个编织袋一装，随时都可以搬走”。

　　刘结章却打算在这儿安个家。与舅舅同住了半年之后，他在“民工楼”里租下了一个2.1米乘以1.9米的小房间，每月租金255元，准备迎接从村里过来的妻子，还有9个月大的女儿。

　　那时，他刚刚成为单干的装修工。接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赚3000元。“民工楼”里的房子，是他在长沙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替别人装修房子时，他整天就想着怎么就地取材，用别人的废料，装修自己的“新家”。

　　一天，替人拆房子时，刘结章捡到了10多根木方子。他灵机一动，干完活就背起这些笨重的木材，一个人走了五六里路，把它们统统扛进了四平米。

　　在紧挨着木板床的墙上，他先把几根木方子竖着打起来，接着又打了3层水平的木板。花了整整两晚的时间，床尾的上方就竖起了一个木架子。在第一层架子与床铺之间，他还特意留了20厘米的距离，“睡觉时让脚塞进去”。

　　想着“老婆在小房间里不好玩”，他跑到废品站，花几十元买来一个二手电脑屏幕和机顶盒，再用铝线自制了天线，木架子第一层上很快有了一台“电视机”。

　　看着墙壁发黑发霉，“一碰就是一身灰”，他又用捡来的白色贴膜和泡沫板贴满墙壁。屋顶上昏暗的小灯泡也被他换成了两根36瓦的双灯管，这个房间一下子成为整幢大楼里最明亮的一间。

　　“其实一个小小的房间，也可以变得这么充实嘛！”一个月后，当妻子何玲抱着小女儿到来时，她惊喜地发现，四平米已经有了“家的模样”。来串门的邻居总是笑眯眯地将他们家打量一番：“哇，你们搞这么多架子，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啊？”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皮肤黝黑的刘结章腼腆地笑着说。认识妻子的时候，他只有18岁，何玲15岁。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老家的村子，“借别人的身份证”，进了广东中山市同一家机电厂。

　　在陌生的异乡，两个年轻人很快相恋。3个孩子相继出生，一家人却始终居无定所。在中山打工时，他们住过1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不设厕所的小平房，也睡过低矮的小阁楼。

　　2005年，刘结章曾拿出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灯具加工厂。日子沿着上升的轨道一路奔跑，直到金融风暴来袭，厂子倒了。

　　如今，在长沙这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开始像鸟儿筑巢一样，装饰自己的小窝。每次帮别人装修房子的时候，刘结章都要留意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他曾经带回一幅中国地图、两个烧水壶，还有一盏能够让房间暖和起来的强力照明灯。

　　“其实就是个临时的住所，但他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温馨的家。”走进刘结章的房间时，欧阳星凯看着“满满的家当”，感到很意外。这个摄影师还渐渐发现，一些房客在自己的小窝里生活得“有滋有味”。

　　50多岁的王而吾和妻子都在长沙做保洁工。小房间狭小压抑，他们就一块儿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刷成了湖绿色，“看上去就舒心多了”。

　　虢小球则特别享受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小锅菜”。她常常感叹，在工厂里打工的那几年，“大锅菜让她吃怕了”。屋里转不开身，她就把电磁炉搬到过道里“搞饭吃”。但“民工楼”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管理员突击检查时，虢小球就躲回小屋，“坐在床上炒菜”。

　　“只要吃上自己做的‘小锅菜’，心里就甜蜜蜜的。”虢小球说。

　　“这些家庭都生活在一个个壳里，像蜗牛一样。”鲍昆曾这样评价照片里的生活场景。也有人解读说：“壳，不就意味着一种私人空间庇护下的安全感吗？”

　　家里收入好点的时候，何玲最喜欢买一支白色的百合，或几支鲜红的玫瑰。往剪开一半的可乐瓶子里一插，四平米里就充满了清新的味道，还多了一点“浪漫的感觉”。

　　哪怕再怎么苦，都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为了让人们“更加立体”地感受四平米，策展人那日松原本打算根据欧阳星凯的照片，自己复原刘结章一家的房间。他跑了北京的几个旧货市场，尝试买一些旧物品，却发现怎么也复制不了那种“生活的感觉”。

　　后来，他想到了让刘结章亲手复原自己的家。此时，刘结章一家已经搬出“民工楼”将近一年了，但被欧阳星凯拍摄到的所有家当，几乎一件都没丢。

　　“搬家的时候，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拿几十个袋子将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刘结章回忆说，就连房子里物件的摆放方式，“都全在脑子里”。

　　房间被拆卸之后，木床和木门被当成废品扔在大楼的天台上，刘结章去捡了回来。他又去废品站买了些木方子，重新搭起3层的木架子。在墙上挂上儿子那个印有超人图案的蓝色书包，在架子上摆上“电视机”，还有一家人的衣物、从村里带来的两罐剁椒、碗碟杯子等生活用品之后，那个4平方米的“家”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经过简单的拆卸之后，这个房间先被大货车运到了平遥，参加201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接着又被运到北京。比起震撼，更多的参观者在这个小房间里收获了特殊的感动。

　　在北京的展厅里，一个女大学生走进房间，摸了一下凉席。屋里的许多物品都褪色了，显得破旧，但密密麻麻的日用品却让她感觉到一家几口“在这么小的地方努力活过”的痕迹。

　　一名高一学生也走了进去，关上木门体验了一番。坐在木板床上，她突然看见床脚边上一双新潮的高跟鞋，黑色的鞋面上镶嵌着密集的金色钉子。“我觉得，他们尽力想活得体面些。”这个女高中生说。

　　在欧阳星凯拍照的去年夏天，何玲就常常穿着这双高跟鞋，抱着小女儿去买菜，去逛商场。到了冬天，她则喜欢穿靴子、超短裙和黑丝袜，刘结章也穿起了亮蓝色的尖头鞋。

　　进城打工10多年，这对小夫妇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吃过晚饭，他们常常去逛超市，周末的时候，他们最爱到长沙的栀子洲看一场烟花表演。

　　他们甚至想过，在城市里，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刘结章曾经装修过六七套长沙的廉租房。他好奇地打听申请条件，却发现申请人必须具备“长沙户口”。“像我们这种身份的，是不符合那种要求的。”他只好叹气。

　　他也帮一些“大老板”装修过“好房子”，有3层高的大别墅，也有敞亮的三室一厅。碰上业主，他总忍不住问一句：“老板，你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但对方的回答总是让他感觉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有时候他会觉得“心里难受”。“他们的房子都有一百四五十平，光装修就花好几十万，我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

　　但回到自己4平方米的小屋时，刘结章很少对何玲提起这些。妻子总是对他说：“哪怕再怎么苦，也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刘结章于是更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小窝。别人不要的木柜子，他搬回家里放在“电视机”旁边，“恰恰合适”。别人装修门面时拆下来的小射灯，他又带回去安装在木架子顶上。微弱的橘黄色灯光射在墙壁上，小屋顿时温馨起来。

　　晚饭过后，他们偶尔也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小屋里喝一杯红酒“过把瘾”。两支高脚的红酒杯是刘结章“从别人家里捡回来的”，而红酒，则是何玲在超市花了19元买的。

　　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

　　“在外漂了这么多年，唯一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就是这四平米。”住在“民工楼”里，刘结章常常这样对何玲说。

　　在这间小屋里，何玲怀里的婴儿长成了伶牙俐齿的小女孩。每逢暑假，他们还把留在湖南南县村里的大儿子接来团聚。夏天的夜晚，一家四口铺张凉席，睡在“民工楼”的天台上，下雨的时候再躲回屋里。木板床太小挤不下，儿子就睡在地上。

　　这样的日子，让刘结章感觉“心里温暖”。晚上，一家子总是挤着坐在床上聊天儿，看电视。偶尔，两个爱“争宠”的孩子也会吵起架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欧阳星凯走进了刘结章的小屋，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照片中，8岁大的儿子拉长了脸，眼里泛起泪光，委屈地直视镜头，小女儿则满脸倔强。小夫妇同时看着儿子，感觉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

　　拍摄这张照片的两个月后，刘结章一家就搬出了“民工楼”。这幢大楼日久失修，租房的生意渐渐不如从前，安全隐患也十分严重，已发生过几次小火灾。新的承包商要“清空改造”。在刘结章一家离开前夕，大楼里还住着大约120户人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做装修零工，每天在“民工楼”附近的立交桥桥底下等活儿。

　　在北京的展览现场，一部动画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农民工家庭被“清退”的过程：在190个小隔间的俯视图里，数百个小黑点迅速地滚动，离开，走得慢的，被一块巨大的橡皮直接擦去。最后，这块地方变成一片空白。

　　然而，有关四平米的印象，却依旧存在于许多农民工家庭的记忆里，甚至是一些不曾住在“民工楼”的人们的记忆里。

　　在北京798的展馆里，24岁的项安安在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他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常年在广东中山打工，租住在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比这大不了多少。”他指着照片说，“连布局都很像，也是这里搭一个小灶，那里放张木板床。”

　　中学放暑假的时候，他曾经坐长途大巴，到这间小屋里找父母团聚。如今，他已经读完了大学，到北京工作。但看着这些“特别真实”的照片，想起自己仍然在中山打工的父母，他的心里突然感受到“震撼和不安”。

　　“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就是他的良心。”这个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在微博上发布了“人民路”的展览资讯后，那日松很快看到了一句留言：“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自己叔叔的生活。”

　　甚至，在布展结束的那天，这个策展人还遇到一位认得“民工楼”的工人。离开之前，这位工人才说出自己也在长沙做过装修零工，曾经天天经过这幢“民工楼”。

　　“这个展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出来打工都是住几平米的房子，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他终于压抑不住激动。

　　“那你们在北京住的好吗？”那日松追问了一句。

　　这位工人指了指巨幅照片，自豪地说：“比这大一倍！”

　　那日松后来才回过神，令他们如此满足的，也就是8平方米而已。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

　　刘结章一家搬出“民工楼”的3个月后，大楼就变成了一家商务型宾馆。原本分隔开的四平米又重新合拢，成为大约20平方米的标准间。每一间房都拥有大窗户，加装了浴室，摆进了电视。

　　在人们曾经睡过的天台上，则架起了一个霓虹灯招牌，人们站在数百米之外，也可以发现这家崭新的宾馆。

　　现在，每次领着小女儿经过这幢大楼时，何玲还是会不自觉地看几眼。有好几次，在这幢大楼里长大的小女儿甚至一走近大楼就说“到家了”。何玲就笑着说：“这里已经不是家了。”

　　“只要你一踏出去，就不会再想回去了。”何玲说。在距离大楼大约300米外的一个招待所里，他们一家租了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530元。房里有一张1.8米宽的大床，还单独僻出一个厕所。

　　刚租下房子的那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儿子，去体验一下。“啊，真是太舒服了！我们4个人并排睡都可以，不用滚下去了。”她高兴地对儿子说。在四平米里，她与丈夫长期都要侧着身子睡。

　　离开“民工楼”后，虢小球和两个女工友合租了一间两居室。那是80年代的房子，屋里不设厕所，墙灰大多已经脱落，但每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空气对流。

　　“住在这里就像做梦一样！”虢小球说，打工这么多年，眼下的房子是她住过的最好的一间。她的儿女都已经开始工作。去年夏天，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的一所孔子学院教书。越洋电话里，女儿总对她说：“妈妈你不要打工了，我给你生活费。”

　　“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都带着希望，觉得可以离开四平米这样的生活环境。”在北京的展厅里，那位不懂中文的韩国观众说，从照片里人们的“脸部表情”中，他读到了这点。

　　据欧阳星凯统计，许多“民工楼”的房客都搬到了8平方米、12平方米的房间，也有不少单身的打工者，在其他楼里继续租住4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些打工者普遍都在老家的村里建了房子，大多打算“有力气的时候”就留在城里打工，积攒一些钱后再回村里养老。

　　但刘结章与何玲有另一种“梦想”。去年年底，刘结章被一家装修公司聘用，最近刚刚开始接“大工程”。他计划着拼命干几年，在长沙“把住的问题解决了”。他甚至已经了解到，在长沙郊区，最便宜的两室一厅大概需要40万元。

　　刚进城的时候，何玲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人都想“花几十万在城里买套小房子”。“只要给我十几万，回村就能盖一幢很好的房子了，宽敞明亮的。”那时她总是这样说。

　　可时间长了，她就发现村里和城里“太不一样了”。这种显著的差别，她最先是从孩子的身上发现的。每回到城里，儿子“就像很久没吃过饭一样，碗里的还没吃完，就要把桌上的全弄过来”，相比之下，从小在长沙生活的小女儿就淡定许多。她还留意到，城里七八岁的孩子见到大人“会主动喊叔叔阿姨好”，这一点，她的儿子从来学不会。

　　看到这些，何玲的想法“彻底改变”了。眼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买套房子，把分别留在自己和丈夫老家村里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接过来，一家五口住在一起，“不用东一个，西一个”。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我还年轻，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刘结章这样对何玲说。这个年轻的男人一直相信，他能够“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往上面爬”。

　　不久前，他特意带妻子去参观一套自己正在装修的两居室。站在8楼的房子里，何玲打开了窗户。“那里的风凉飕飕的，还能看到长沙大片的风景。”何玲笑着回忆说。她总是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要在房子里贴满温馨的墙纸，再放几盆鲜花；孩子们的卧室，要用“喜羊羊”来布置，而她与丈夫的卧室，一定要铺上印有大红色玫瑰花的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