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国刚
一、母亲得了眼病
  从去年开始，母亲总是说她看东西有点模糊，不太舒服。开始时，我们都没在意，人岁数大了，添点儿小毛病不足为奇。但母亲总是念叨，看她干活、走路的样子，觉得真的有些严重了。我带着母亲去县医院看了看，一番检查后，大夫说母亲眼睛的眼底坏了，没治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结果就是等瞎了。
  虽然当日医生说得慢言细语，但在我听来，简直就是晴天霹雳。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向坚强的母亲，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然她从不跟我们说起病情，但显得心事重重。
  夜深了，我难以入睡。母亲虽然已是70岁的人了，这两年手脚已显笨拙，但也不得闲，得照顾脑血栓的父亲和年近90岁的奶奶。她其实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如果真的瞎了，我们这个家岂不乱了套。
  我依稀看到了母亲两手摸索着墙壁挪出小屋，拄着木棍儿向我走来，伸出颤抖的手，让我扶她一把。
  梦中，我泪流满面。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母亲的眼睛治好。
  我试探着跟母亲商量：“娘，听说北京同仁医院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医院，咱去看看吧？”“人家大夫不是说了，没治了。”母亲不信。“娘，不一定，那里的医生医术高明，也许能看好呢。”“那么远，再说去北京，要花多少钱啊？”“娘，花不多少钱，咱先去看看能不能治，只花个路费，回头再商量。”母亲低头想了好长时间，终于“嗯”了一声，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二、遇到了医托
  第二天，2月22日清早，天刚蒙蒙亮，我和母亲便坐上了献县直达北京的客车。那天，母亲穿的并不厚，瘦弱的身子在瑟瑟的寒风中有点发抖，不知是冷，还是有点怕。坐在车上，能看出，母亲对生活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依恋，她紧盯着窗外那一闪而过的麦田、树木和田舍。感受着母亲那贪婪的目光，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娘，您千万不能瞎了啊！
  10点到了北京。从赵公口车站到刘家窑地铁入口，要走两站地。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在人流中，左顾右望躲开川流不息的车辆，小心翼翼。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和母亲有点不适应。真有点想念老家的村街，我们可以闭着眼径直走下去，因为一切都是熟悉的。
  能看出来，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很紧张，不时地问我：“没走错吧？怎么还不到呢？”“没错，我打听好了，你累了吗？”“娘老了，跟小孩子一样了。”
  在崇文门地铁站下车后，我搀着母亲向出口走去。母亲也许有些累了，摇摇晃晃。乘自动扶梯时，电梯一动，从没有乘过自动扶梯的母亲被晃了一下，身体忽然向后一仰，差点摔倒。我用力地攥住母亲的手，用身体挡住了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插入乘车卡，通过检票口，母亲脑门上已然渗出细细的汗珠。
  抬头，终于看到了崇文门大街北侧高楼上的“同仁医院”四个大字，我和母亲终于松了口气。刚到医院门口，一位中年妇女过来问我们：“是去同仁医院吗？”母亲说：“是的，我们来看眼。”“我也是来看眼的，来过两次了，咱们一块去吧。”我和母亲初来乍到，突然遇到这么一位热情的人，心里欢喜，觉得有个伴儿放心些。我们紧跟在这位妇女的身后。刚要进大门，从里面走出一个男的，对那个女人说：“今天专家不在这里出诊，在眼科研究中心呢。”妇女听后扭头就往外走，我和母亲为难起来，那男的忙不迭又劝我们：“快去吧，跟着那个女的走，很多人都在那边排队呢。”我和母亲稀里糊涂地便追那个女的去了，还喊着：“等等我们。”生怕被丢下。那个女人领着我们坐上了公交，越走越远。下车后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诊所时，才明白上了医托的当。我和母亲坚决要回去，任凭他们再花言巧语。一场虚惊之后，母亲摸摸裤带上捆着的钱包，说：“唉！这要让他们骗去，咱们拿什么看病啊？”
  我们再回到同仁医院时已是傍晚，因为来回颠簸，再加上有些害怕，母亲的心脏病犯了，吃了药，输了两瓶子液。母亲病情稳定下来后，我才去排队挂号，已是深夜十一点。
  虽已是初春，呼呼的西北风依然刺骨寒冷。在排号大厅门口，早已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排队。有立着的，有坐在凳子上的，也有把被子铺在地上躺着的。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也许同命相怜，有了共同的语言。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说他是本地人。前两天外孙子出了车祸，眼睛受了伤，要来这里做手术。我说：“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这么冷熬一夜，吃得消吗？”他笑了笑：“孩子们都上班，没时间，为了外孙子，再冷也值。”他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瞒你说，昨天我在这里蹲了一夜，可是人多没挂上号，明天外孙子就从老家过来了，冷也罢困也罢，说啥这次我也要给外孙子挂个专家号，把眼睛治好。”他抬手看了看表，“凌晨一点了，还要熬八个钟头呢，熬着吧！”
  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从哈尔滨来的中年妇女，来复查的。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沧州献县。”“你近，方便些，我太远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因为她之前来过几次，耐心地给我介绍哪位专家擅长治疗哪方面的病症和各自的出诊时间。外面的寒风依然肆虐，但一群同病相怜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倒也不寂寞。
三、终于确诊，可以手术治疗
  风愈来愈大，人越来越多。
  手机突然响了，一接是母亲，她躺在医院楼道里的椅子上，心脏又有些不舒服。怎么办呢？我一走号就挂不上了。突然我想起了儿子，他正在北京的南五环附近打工，到这里估计得一个小时。虽不愿打扰他，但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听他说话，有点鼻塞，我忙把外罩脱给他，儿子执意不肯：“爸爸，你去看奶奶，我来排队。”后来我才知道，儿子那天重感冒，他是拔掉正在输液的针管，坚持着爬起来的。
  凌晨四点钟，挂号大厅的门才开。排队的人真多，大家拥挤着，喊叫着。号贩子们开始加号，我们这些辛苦一夜排在前面的外地人只得往后退，没人敢招惹这些号贩子。号贩子之间也有竞争，吵骂，甚至打架，因为15元一张的专家号，他们可以卖到300元。
  唉，各级部门都说打击号贩子，可效果呢？！还好，我和儿子一夜的辛苦和寒冷没有白费，终于给母亲挂上了第二天的专家号。
  儿子给我们买来冒着热气的早餐，母亲一边吃，一边说着北京饭食的昂贵。最后，儿子领着我们住进了小巷子里的一家旅馆，等待第二天就诊。
  儿子要上班走了，我送儿子出来，他从兜里掏出100元钱给我。我说不要，儿子还是丢给了我。这条胡同直通向崇文门大街。我站在胡同拐弯儿处，目送着儿子。在两侧高楼的映衬下，胡同如一道深谷。看着儿子远去的单薄的背影，如同蚂蚁般微小，孤单的脚步在巷间回荡。我突然有些心痛。
  我是个心高气盛的人，一心要孩子上大学长出息。可儿子就是不爱学习，为这事我和儿子吵过闹过打过。最终我没能拗过他，儿子还是过早地辍了学。他在外打工，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眼看一年比一年大，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结了婚，有了孩子，而我的儿子就是不结婚。我打电话，他不接；对着面讲，他顶嘴。还好，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婚算是结了。但是，儿子曾经的叛逆，伤透了我的心。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儿子不闻不问。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漂泊，一个人打拼。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看着儿子孤单的背影，我突然有些愧疚：血永远浓于水，他曾经犯下的错，也许只是青春年少。
  第二天，经过会诊，母亲的眼睛被确诊为黄斑区断裂，医生说：“做手术可以治好的。”
  母亲，绝处逢生。
  手术定在七天以后，需交两万元的住院押金，我和母亲回家做准备。
  两万在母亲的心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她显得心事重重。母亲曾几次要放弃手术，她心疼钱了。妹妹也从沧州赶回了家，我们拉着母亲的手，说：“我们做儿女的还年轻，挣了钱除了为孩子，就是为你们。你们老了有病了不花，我们挣它还有啥意义。万一您瞎了，我们进屋喊声娘，你看不见，只能摸到我们，到时候我们得多难受。”
四、手术成功了
  我们兄妹几个虽不富有，但觉得凑这两万块钱应该没问题，谁知还是出了岔子。
  老三不愿拿钱，因为多年前的一些小事，还说母亲没给他看过孩子。我去劝，说：“谁的爹娘都不是万能，都会犯错。闺女的娘犯了错还是娘，儿子的娘犯了错就不是娘了？”但没有用，妻子见老三不拿，也生气，嘟囔着说也不拿。我急了：“如果咱都学他，娘的病咋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孝敬自己的。”母亲也很生气，要去找老三理论，我拦住了。老三不是小孩子了，道理岂能不懂，母亲过去了也是自找一肚子气。娘生儿子是自愿，儿子孝敬老人是自觉，用不着强迫。
  2012年3月2日，我拿了一万元，二弟拿了5000元，妹妹拿了2000元和存折，母亲拿了4000元，我们兄妹三个陪同母亲，返回了北京同仁医院。
  住院第三天下午，医生送来了手术通知单，要我签字。医生向我解释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最后又安慰我，不会有什么危险。
  虽然也明白医生说的有道理，但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握笔的手竟失控地颤抖起来。
  我最担心手术中母亲的心脏病复发。医生给她吃了药，我还是不放心。守着母亲叮嘱：“娘，你不要紧张，没事儿，主任亲自给您做手术，都是一流的专家。”娘笑笑说：“娘不怕。”
  3月5日12点10分，母亲坐上了轮椅，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一刻，我的心突然提了起来：这是不是离别？母亲还能不能回来？
  手术室在17层。家属们拥挤在不大的等侯厅和过道里，人虽多，但特别安静，静得可怕。偶尔从角落里传来“唧唧哝哝”的说话声，声音特别小，好像怕人听到。突然，不知是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整个楼层好像抖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惊恐地投向手术室出口，只见从里面推出来一张病床，病人身上盖着一张白布——人死了。家属们扑过去，声嘶力竭地哭。病床被推进了电梯，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13点20分，母亲出来了。我们兄妹忙围上去，像见一位久别重逢的亲人，不是见一位大难不死的亲人。
  手术很顺利，40分钟。母亲说没觉得怎么疼。我很兴奋，忘记了这段时间的劳累。我们给母亲买了一碗鸡汤和米粥，母亲吃得很高兴。
  病房只允许一人陪床。晚上，我和弟弟都被护士长撵出来，待在西区急诊侯诊厅，因为住旅馆最便宜的也得六七十元，我们4人的饭费都花不了这么多。饭不能不吃，但旅馆可以不住。困急了，我们就坐着打个盹。两天下来疲惫不堪。更为难的，后半夜会被保安赶出来，我和弟弟只能“流浪街头”。外面的风又急又冷，街上的灯光，明明暗暗，近近远远，时不时地几辆车掠过。
  因为母亲恢复得很好，我们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花了13000多，最后合作医疗又给了3000。头出院那天，护士长很晚才查房，我们兄妹几个陪母亲说话说到深夜。午夜的钟声在北京的夜空上“咚、咚”地回荡。母亲也很兴奋，说：“现在多好，种地国家给补贴，看病又给报销。”
  母亲住院期间，因为情况不错，为了节省费用，我和弟弟回了几天家。后来才知道儿子又去看了他奶奶。母亲对我说：“孙子来的那天，我把从家里带去的苹果拿出来让他吃，苹果很小，还带着疤，孙子大口大口地咬着。他好像很久没有吃过苹果了。”母亲的一番话，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我想，他再回家，要好好跟他谈谈，把我俩心里的结都解开。
  娘的眼彻底好了。她又能下地干活了，又能伺候患脑血栓的父亲了，又能给90多岁的奶奶做饭了。我也要走了，要出外打工挣钱。走时，母亲送我到村口，我说：“娘，有事打电话。”母亲不经意地抬手揉了揉眼睛，轻轻地嗯了一声。
记者手记
  对父母子女的爱是什么？是舐犊之情，还是反哺之义？
  说起对父母的孝道，很多人认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但孝字并不单纯是平日的一句问候。父母老了，他们有时也许真像小孩子，对你的一些要求不尽合理；父母虽然老了，但他们同样对健康、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渴求，也许只是他们限于经济条件、限于自家情况，不愿说，不想说而已，所有的病痛只能默默地自己承受。
  爱，就要有所行动；爱，就要付诸行动；爱，就要尽自己应尽的能力让父母的余生能快乐些，再快乐些。
  真心祝愿天下间所有的老人健康、快乐，所有的家庭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