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7”地震中，云落小学房屋倒塌，造成3名学生遇难。

　　对于身处乌蒙山区的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各族山民而言，如果说“9·7”地震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天灾，贫穷、闭塞和落后则是他们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难题。

　　为了生存之需，他们砍伐森林、炸山开矿，却也因此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地壳运动的破坏力因之放大。81名同胞多数死于山上滚落的碎石就是一个明证。贫穷落后也使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恢复重建的能力、长远发展的能力都相对较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云南指导抗震救灾时，多次指出当地“条件十分恶劣”的现状，表示救灾工作和灾后重建“难度不可低估”。但他强调，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有信心、有能力战胜这场灾害。“人心齐、泰山移!”在一个受灾群众安置点，他这样告诉大家。

　　夺命巨石

　　此次彝良地震，很多人被山上滚落的巨石夺去生命，这与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不无关系

　　位于洛泽河镇洛泽河村刘家坪社的彝良县洛泽河电厂，震后安置了200多名受灾群众。在“9·7”地震中，刘家坪社无疑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近20条生命在这里消殒，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被山上滚落的巨石夺命。

　　70多岁的李罗发(化名)读过四五年书，是村里少数几个“文化人”之一，他常常撩起帐篷，坐在门口抽烟，就像以前蹲在家门口一样。

　　他的家人面对这场天灾表现得有些麻木，老伴说这就是“老天爷不开眼”，而他年仅6岁的“女孙孙”，反而“享受”着这场灾难带来的新鲜感：她可以天天吃糖包子，还能像露营一样睡在帐篷里。

　　只有李罗发意识到，在这场天灾里，未必没有人祸的因素。

　　早年间，刘家坪社不过是深藏在乌蒙山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全社50多口人主要靠在山上种玉米为生，靠天吃饭。后来，山上丰富的矿产资源被挖掘，山沟沟里的平静被打破。

　　李罗发记得自己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一些小矿主就悄然扎进这里，他们雇用村民开山炸石、挖矿炼矿。为了冶炼矿石，大量树木被砍伐。一个个村寨失去原来的面貌，甚至原来的地名也逐渐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铜厂沟”之类的地名。

　　老一辈村民记忆最深刻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炼钢铁，“整山整山的树木被砍伐”。而在年青一代的记忆里，更大的改变是从2002年开始的。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采矿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一条条山沟被采矿炸山的巨响惊醒，贫困闭塞的村民仿佛听到了致富的号角，大量村民加入矿工的队伍。

　　李罗发的儿子小李也想成为一名矿工，他对父亲说：“我们种一辈子玉米挣的钱，还不如当一天矿工挣的工资。”李罗发同意了儿子的要求，独自一人承担起家里种地的重担。

　　李罗发记得很清楚，儿子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50元，小李捏着那把旧旧的钞票冲进屋里，像摆展品一样给家里每一个人看。这个6口之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小李的媳妇在自己的破旧衣服里缝了一个里兜，她仔仔细细地将这些钱折叠好，放进兜里，每天要拿出来数几次。慢慢地，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让这个原本只能吃上玉米糊糊的家庭，渐渐尝到了甜头。

　　村民们都想方设法往矿上扎，他们知道，这个地方能让他们“快快地挣钱，快快地让家人脱贫致富，喝上一口带肉的汤”。

　　目前，仅刘家坪社所属范围之内，就有大大小小8个煤矿和铅锌矿，矿工少的二三百，多的上千人。满山的矿洞密密麻麻排列在山头上，有时也让李罗发担忧：“这样挖下去，山上会不会挖空了?”

　　开挖矿洞需要顶子木，将矿洞支撑起来，才能保障矿工出入采矿。在矿上打工的村民为了省钱省事，直接上山砍伐树木。

　　见到儿子常常扛着斧子上山，李罗发不止一次劝阻：“娃子，树砍完了，山就荒了，咱们山下的房子就险了!”他也劝阻过其他上山砍树的矿工，但没人愿意听他这个老头子的唠叨。

　　李罗发眼看着这些深居山野的村民开始搬到街道周围，盖起了自己的楼房，他们黝黑干裂长期暴晒的皮肤开始变得红润细腻。与此同时，刘家坪和龙街附近的树木一棵棵倒下，被磨平削尖成为矿洞里的顶子木，山土一点点被雨水冲走，山石开始裸露松动。

　　当地震突然来袭，这片脆弱的土地顿时变得满目疮痍。巨石在地震中被震碎震松，从几百米的陡崖上倾泻而下，李罗发眼睁睁看着有村民被山上的巨石砸死、碾轧。在这场5.7级地震中，共有81人遇难，6000多间房屋倒塌。

　　大地的隐忧

　　专家称因为地质灾害已经造成很大的破坏，这里的环境已经不能承受这么多的人类活动

　　云南省地震局防灾研究所所长张建国在灾后说，洛泽河流域土地破碎且地形陡峭，“一个轻微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让这个地方发生滚石、滑坡等地质灾害，更何况是地震?”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常务副主任田廷山也看到了这里地质条件的脆弱，地震发生后，他对灾区进行了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极易发生高强度地质灾害的地区。“这个地区本身地质环境非常脆弱，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地质灾害，不过往年都是一些单体的(地质灾害)，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重视。这次地震则引起了一些大范围的、群发性的地质灾害。”

　　田延山认为，人类活动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很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大炼钢铁使该地区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被破坏。最近几年又因为工程建设加剧，一些道路、交通、水电设施上马，加上人口剧增和对矿产资源的无序开采，使得这个地区的地质环境承受的压力很大。

　　田延山坦言，因为地质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里的环境容量已不能承受这么多的人类活动。

　　不抗震的房

　　云落小学房屋倒塌造成3名学生遇难，外界并不知道，这已经是当地建得最好的房子

　　除了刘家坪社，几十公里开外的簸箕寨是另一个灾情较为严重的村寨。这是一个地处海拔2000多米群山之间的彝族村寨，山路陡峭崎岖，从角奎镇发达村到这里需要坐摩托车颠簸4个多小时。

　　在“9·7”地震中，簸箕寨22户村民的房屋倒了一半，这些房屋均由黄泥垒成墙，房顶只有一层茅草，地震时就像“纸房子”一样不堪一击。地震过后，黄色的土墙和被熏黑的房梁横七竖八倒在地上，无处栖身的村民沉默无助。

　　村民们在山间的开阔地，用几把花雨伞和塑料布搭起一个个遮雨棚，稀稀落落散落山间。震后几天连续降雨，村民们甚至没有遮雨的用具，有人只能在树下蜷缩着度过雨夜。

　　离簸箕寨有几公里之遥的云落小学是附近3个村寨孩子们读小学一年级的地方，在此次地震中，云落小学房屋倒塌，3名学生遇难。网上开始有人质疑校舍安全问题，但外界并不知道的是，云落小学的房子确实是云落寨里建得最好的房子，黄土墙有一尺多厚，房檩房梁也比一般民居要粗。2006年，学校的窗户还安了玻璃，房顶盖了瓦片，这都和寨子里的一片茅草屋形成鲜明对比。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校舍都进行了加固，云落小学的校舍加固工程其实也在缓慢推进，但是困难很多，村民们说，资金不够，建筑材料也得从山下一点一点运上来。

　　村民们说，他们以前盖房子，整个寨子的村民都会来帮忙，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如何用最少的钱去盖好房子，从来没有听说过房屋需要加固以抵抗地震的袭击。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说：“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能想那么多?”

　　他们也不知道地震时应该如何逃生自救，所幸“9·7”地震发生时，大多数人正在地里干活，才没被埋在倒塌的屋子底下。

　　地震发生当天，云南省地震局局长皇甫岗曾表示，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较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灾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一些房屋抗震性能偏弱。

　　出寨难

　　对于这些散落大山之间的村寨而言，交通问题会一直横亘在他们的灾后重建之路上

　　对于这些散落大山之间的村寨而言，交通不便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难题。这个问题，也会一直横亘在他们的灾后重建之路上。

　　以簸箕寨为例，这里的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必须翻山越岭去几公里之外的云落小学，这是一个只有小学一年级的学校，全校只有一名代课教师。

　　小学一年级的课程结束后，他们就要走更远的路，去另一个寨子读二、三年级。到了四年级，他们需要再次转学，去往发达村中心小学就读。年级越高，也就意味着走的路越远。而从云落寨到发达村4个小时的山路，往往成为很多孩子的梦魇，很多人因此放弃。

　　如果说簸箕寨的路还能“晴通雨阻”，那么发路村的几个寨子几乎无路可行。

　　发路村位于洛泽河沿岸的大山上，隶属于洛泽河镇。两年前，发路村通了简易公路，但苗寨、小冲、上崖、下崖这4个孤独坐落在山坳中的社没能连上。村民们说，这些寨子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他们也已习惯用双脚丈量大山。一个个自然村落藏在山坳当中，看着距离很近，但真要走起来要费好大的劲。

　　光秃秃的山上，坡度超过70度，双脚走出来的小道没有固定的轨迹却是与外界唯一取得联系的道路，或蜿蜒，或笔直。到处充斥着马粪和碎石，在那里除去人的肩膀，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需要买什么东西，村民们都得到山下彝河街赶场，本地人步行上山的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外地人则需要3个多小时。小件东西用背篓背，大件物品就得用马驮，再大的东西，又得回归人力。下崖社的村民杜恩云举了个例子，去年村里有人买冰箱，100多斤重，就是人背上去的。

　　闭塞的交通让本来就落后的村落愈加贫穷。在发路村，杜恩云算是个“能人”，他在海南的一个石料厂里打工，一天能挣100元钱，这在当地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但杜恩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在地上比划着试图写出“恩”字，却把上面的“因”写成了“田”。

　　杜恩云说，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从学前班开始，就需要每天步行到山下的小学上学，一天一个来回，平均走5个小时的山路，山高路险，能坚持上学的孩子实在是不多。

　　搬还是留

　　谈到灾后重建，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搬到山下去，但问题是谁给他们建房，他们靠什么生活

　　谈到灾后重建，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搬到山下去住呢?但簸箕寨社长的疑问是：搬到山下谁给我们房子?就是给了房子，我们怎么生活?“土地都在山上，我们只能守着大山吃饭”。

　　彝良县扶贫办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整个彝良县30户以上自然村贫困数达866个，低收入人口23.28万人，绝对贫困人口6.2万人，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2.66万人，大量的弱势群体帮扶难度大。

　　资料称，彝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交通脆弱，道路等级不高，路况差，标准低。2007年底只完成4个乡镇的通乡油路建设。水利化程度仅为7%，20万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电力电网建设滞后，至今没有110千伏以上变电站，尤其是农村供电质量差，安全隐患大，全县尚有79个村民小组9066户农村家庭未通电。

　　发路村的通电时间在20年左右，但电力一直不稳定。七八年前，村民实行农网改造，将所有的木电杆换成水泥电线杆。每个村子的男女劳动力集体出动，由于山路陡峭，每根电线杆需要50人合力一起抬，抬两天时间。“全部抬上来，花了一年时间。”

　　其实，在此次地震灾区，发路村、簸箕寨和云落寨并不是最穷的地方。洛泽河镇虎邱村的孩子甚至没有吃过盒装方便面。在该村的一个安置点，孩子们把开水倒进方便面，然后直接把未开封的调料包丢进里面，他们不知道调料包要撕开然后倒进去。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方便面，很香很香。

　　问及今后打算，很多村民都面露难色，答不上来。只有70岁的簸箕寨彝族老人卢振才说：“如果我们有文化，我们走出了大山，我们脱离了贫困，那么我们的后代，也许就不用吃这些苦。”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奕 苏晓明 雷军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潘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