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仔猪上访被当成“精神病”收治

　　刘刚原籍辽宁省北镇市中安镇三李店村，其后来到山东省临沂市务工为生。2008年的时候，他与老乡吴闯从江苏省东海县购买146头仔猪，途经山东省郯城县动检站检查时，工作人员称这些猪不合格。

　　“当时，检查人员让我们交300元，重检合格，到辽宁老家后第二天仔猪开始死亡，至4月6日全部死亡，损失8万余元。”刘刚对记者说，“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因为认为在生猪检查过程中存在违法现象，于是，刘刚来到临沂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

　　“那一年的9月19日，我到临沂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当天晚上大约5点钟左右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给我一张去临沂市畜牧局处理此事的介绍条。没想到，两分钟之后，就被人强制推上车，拉到市救助站。5分钟之后，被送进荣军精神病医院精神科二区，强制打针吃药，我反抗就用医用的布带将我捆绑起来强制进行。第二天检查我没有病，但不放我，必须等救助站来人。10月8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很多材料上签字并在出院单上签字，签字后被放出。”刘刚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对于刘刚入院后的表现，临沂市民政局将其描述为，“……经医生诊断其患有‘癔症’精神疾病。这种病人在发病期间，如不及时控制治疗，其精神失常行为可能对其本人、他人及公共秩序带来危害。考虑上述原因和人道主义精神，临沂市荣军医院对患者刘刚进行了免费收治。初始，刘刚曾数次出现狂躁不安、行为过激、扬言自杀等非常行为，给正常医治带来很多不便。”

　　对于当时的情景，刘刚认为，自己曾经明确提出过不需要救助，但还是被带到了医院，“而且到了医院之后，没有经过门诊，直接就拖到了住院的地方”。

　　对于“上身赤裸，下着衬裤，狂躁不安，蹦跳喊叫，头撞墙地，啃吃树叶”等症状，刘刚认为，“自己当时根本没有表现出这样症状来”；而对于“狂躁不安、行为过激、扬言自杀”等症状，刘刚说，“最开始被精神病院收治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担心出不来了，所以，经常会用力去掰医院窗户上的铁杆”。

　　对于刘刚出院的过程，答复意见书是这样描述的：“经治疗，刘刚的病情逐渐稳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康复。2008年10月8日刘刚要求出院，在出院当天的病例上记载‘患者今天下午由救助站工作人员协助下办理手续，患者本人自愿放弃救助，要求自行出院’。”

　　对于刘刚第二次入院进行治疗的过程，临沂市民政局在答复意见书中提到，“2009年1月6日，刘刚在临沂市民政局大门外再次出现精神异常……将刘刚送往临沂市荣军医院医治。2009年2月11日出院，刘刚对临沂市荣军医院表示谢意，并亲笔留言：‘我在临沂市荣军医院精神科二区治疗后痊愈。经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我非常感谢。’当天，刘刚到临沂市救助站请求救助，办理了有关手续后，得到临沂市救助站为其购买的返乡火车票一张和现金30元钱的生活费用。第二天早5点，刘刚办理了离站手续，乘火车返回家乡。”

　　针对于刘刚的整个救助过程，临沂市民政局认为，“临沂市民政局所属单位临沂市救助管理站、临沂市荣军医院在刘刚发病期间对其救助、救治不存在违法行为”。

　　对于自己的“亲笔留言”，刘刚向记者称：“那是逼着我写着。后面还有答应不再上访之类的话，后来又按了手印。”

　以行政违法为由状告多个部门

　　毫无疑问，在刘刚多年和临沂当地政府部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他究竟有没有精神病。

　　“对刘刚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这一行也不好干，有些反映情况的人万一真出了问题，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刘刚当时表现出来的一些情景确实令人很害怕。”临沂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说起这件事情来，民政局也有点委屈，本来刘刚是为了自己的仔猪反映情况，应该是其他部门的事，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和我们扯在一起了。”

　　“我从来就没有过精神病或者相关病史。”刘刚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他所在的村子开出的证明：“……证明我村村民刘刚同志……本人……无精神病史，特此证明。”

　　对于有关部门提供的关于自己精神病的病历和相关材料，刘刚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刘刚提出，自己两次入院时间相差数月，但是在两次住院病历封面都表明自己的年龄为“43岁”。

　　记者查阅刘刚两次住院的病历封面后，发现上述情况属实。按照刘刚的生日1965年8月14日来算，到了2009年年初，他应该已经44岁。

　　此外，在一份联合诊断书上写着，“根据2008年9月19日和2009年1月6日，刘刚两次入院前在场人员的反映及入院后刘刚的临床表现，刘刚存在明显的精神异常及明显的癔症型人格基础。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诊断为‘癔症’,经住院应用抗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病人精神症状缓解出院。于2010年1月27日，经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临沂市荣军医院两院专家共同讨论，支持原‘癔症’诊断。”

　　对此，刘刚提出来，在上述联合诊断书中，只盖有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家的公章。

　　记者查阅相关材料，发现上述情况属实。

　　临沂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对于刘刚的问题，我们也承认，工作中确实存在纰漏。荣军医院只能对精神病进行治疗，并没有鉴定资质。”

　　记者了解到，就精神病的司法鉴定而言，在2005年之后，都统一纳入到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有很多精神病医院，只是从事医疗工作，并没有精神病鉴定的资质。

　　对于刘刚的上访，临沂市卫生局也曾经作出过一份“告知意见”，其中提到，“临沂市荣军医院系精神病专科医院，也是本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根据我市救助站……提供的情况及你在医院的临床表现，专家认为符合‘癔症’(CCMD-3)诊断标准。医院根据目前精神科医疗护理规范对你实施了相应的医疗措施”。

　　记者还就此事来到了临沂市卫生局采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卫生局只负责对医院在业务上进行管理，其他事情不太清楚。”

　　在临沂市卫生局的“告知意见”中还提出，“如果你(刘刚)对该医院的诊断有异议，可到其他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或通过司法途径维护你的权益。”

　　于是，刘刚一纸诉状将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卫生局、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以行政违法为由告到了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

　　临沂市民政局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北镇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经审查，北镇法院于今年6月28日下发行政裁定书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救助并非自愿，有强制措施行为，从客观上收到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故被告异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被告山东省临沂市民政局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目前，对于上述裁定，临沂市民政局已上诉至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经历了数年的波折之后，刘刚依然在等待着开庭具体的日期和法律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