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这是温总理自去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阐述这一问题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加以强调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次。

    我想，这不只表明总理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为保护农民财产权、维护农民切身利益而大声疾呼，也表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攸关农民切身重大利益，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前不久，笔者在一个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论坛上，听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教授分析后，对总理的讲话和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说，我们经常说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但是，农民有什么财产？真正意义上有保障的财产？他思考了很久，结论是：土地是承包的，宅基地是集体的，生产资料都是为了搞生产的，此外的财产总体上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很小的。所以，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是提升农民积极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动力的重要前提。

    笔者相信，于教授的见解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权利是农民最重要的物权。但从近年媒体披露的不少案件看，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行为可谓易发多发，花样不断翻新。

    这些行为，堪比《西游记》中各路妖魔觊觎“唐僧肉”。类似行为的积累指向一个结果——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原因很明显，就在于土地的城镇化往往意谓新城区的建设、工业项目的进驻，看得见，摸得着，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既能促进地方财政增收，还造就了无数寻租空间；而人口的城镇化则成本高昂（据专家推测，目前小城镇推动人口城镇化的成本为10万元/人左右；中等城市人口城镇化的成本达到50万元/人；大城市要超过100万元/人），做好很难，而且是难以展示的政绩，自然会遇到很多障碍。

    农用地保护，对国家来说，是确保耕地保有量在18亿亩红线之上，确保粮食安全的问题；对农民来说，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保护，以及经营信用利益延伸（贷款抵押等）的问题。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和保护则直接涉及农民的财产权。守护好农民的法定财产权利，不仅事关农村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是对政府执政为民宗旨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行为常常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加快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旗号。在涉及土地征收纠纷时，一些地方受错误发展观政绩观驱使，漠视农民权益，处理不当，甚至造成利益纠纷和冲突。因此，守护好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民财产权利，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跟进配套措施。比如，针对性地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多制定一些多种情况下的政策预案。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农民的土地物权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今年2月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把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与户口性质“脱钩”，并“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强调“依法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这实际上严厉地否定了有的地方“以土地换户籍换社保”等错误做法。

    我们可以期望的是，已经开始推行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发证，将逐渐解决“产权不清”问题；今年有望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也将给被征地农民更多话语权和保障权。这些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应当为农民法定财产权利的保护打牢基础。最终可能还要推进城乡土地利用和规划体制改革，破除二元结构、从制度创新上来解决城乡土地财产权不平等问题，真正让农村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笔者认为，这其中，必将把农村潜在的物质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出来，大力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