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关梦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梦，一个承载着所有酸甜苦辣的梦。
在这里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因为无法听到，而失去了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在这里又上演着一幕幕的喜剧，多少个聋哑儿平生第一次喊出“妈妈、爸爸”。
这个做梦者是刘洁，石家庄市赵县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创办者。她给自己搭起了一座舞台，承载着自己所有梦想的舞台。作为这个舞台上惟一的舞者，她希望能永远跳下去，跳出最美丽的舞步。
一、一次偶遇
改变了我的人生
找准自己人生的坐标，为之奋斗，也许这就是幸福。
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对于音乐，我从小便痴迷地喜欢。小时候村里放电影，我都早早地搬个小板凳去等着，不是为了看情节，而是听它的插曲。回到家后，便一点点地记录下来，一遍遍地模仿人家的旋律。
12岁，我考入了县文化馆举办的声乐培训班，从此踏入了我梦寐以求而又神秘的艺术殿堂。16岁，我被一所中学聘请去作音乐老师。当时我教的很多学生都比我岁数大，为了能镇住他们，我烫了头发，穿上高跟鞋。后来，又通过自学我考入了河北教育学院音乐系，取得了大专学历。
我的这份工作，在父母及同龄人眼中，已相当不错了。
本以为自己一辈子会在音乐的殿堂中怀揣自己的梦想自由地翱翔。
但1991年初秋，和一个聋哑儿的偶遇，我的人生就此转向。
那天我正在商场里买衣服，看见一对夫妻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孩子可爱得像个小天使。我不由地多看了几眼，旁边的售货员小声跟我说：“别看了，他们一家经常来，那孩子是个聋哑儿，四处求医却未能治愈。”我心里咯噔一下，多好的孩子啊，小小年纪却不能听到这繁华的世界，不能表达内心的丰富，老天太不公平了。
还有一次，我去串门，一对母女让我感受颇深。母亲是个哑巴，女儿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母亲抱着外孙很兴奋，和周围的人比划着、笑着。可能是女儿嫌母亲是个哑巴，让她丢面子，披手把孩子夺过来。母亲顿时呆在那儿，我看到泪水已挂在她眼角。
资料表明，全国每年新生聋儿3万名左右，大部分在农村。人们认为十聋九哑，而有的国家重视聋儿语训教育，已经成为了“无哑国”。再联想到此前我遇到的那两件事，我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我也许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所做的对于当前聋儿的现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要尽最大努力帮助那些聋哑儿，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社会之中。
我想创办一所聋儿语训机构。
二、我的想法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当我把想法告诉家人和朋友时，他们都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我疯了”。曾有句话说“不疯魔，不成佛”，虽然我成不了佛，但是我也许能从这份新的事业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
1992年春天，我的语训中心开业了。第一批学员7个聋儿，是在县残联的帮助下招到的。
没有经验，慢慢积累；没有技术，独自摸索。我借鉴声乐训练常识，让聋儿练习呼吸、发音、咬字。因为当时招的孩子都已错过了语训的最佳年龄，也不知道让他们佩戴助听器，我每天从早上喊到晚上，嗓子都嘶哑了，但效果并不太好。
我没有放弃。但屋漏偏逢连阴雨，有位父亲来看孩子，让孩子喊声奶奶。因为紧张，这个已掌握了基本发音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家长一气之下把孩子带走了，而别的家长不了解内情，纷纷也把孩子领走了。
我失败了。站在空荡荡的教室内，一遍遍地抚摸那黑板桌椅，那些孩子们牙牙学语的情景一遍遍地在我脑海中回荡，真想大哭一场。
曾想过放弃，但始终割舍不下。
痛定思痛，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我走访老中医、按摩医师、口腔和咽喉科医生，了解发音气管知识，并自编了一套舌操和口腔操，使僵硬的舌头变灵活。
因为传统原因，很多农村的家长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家孩子有毛病，能瞒便瞒，导致生源困难。我一家家地做工作，有的甚至免费。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过去了，学员慢慢地由一名增加到15名、30名、50多名……招生范围从赵县扩大到全省、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
刚起步时，经费匮乏，我们在光荣院、烈士陵园里办过公。记得在烈士陵园办公时，丈夫说那地方太阴森，不愿去那儿住。没有办法，我只能一个人去陪着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们。当时我没有一丝恐惧，觉得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是最安宁的。后来丈夫也被那些孩子们感动了，才搬过去。
三、付出了辛苦，收获了内心的安宁
20年来，我们搬了7次家，可以说是颠沛流离。虽然我的这个梦想有些苦涩，但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为那么多的聋儿从我这儿走出去后，过上了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刘南、刘北(化名)，赵县人，孪生兄弟。幼时患病，因为医生大量使用庆大霉素，两个孩子丧失了听力。家长四处求医，医生告诉他“药物治疗无效，只能佩戴助听器和进行语训”，但执拗的父亲依旧四处寻找秘方、偏方，甚至气功、烧香拜佛等手段都用上了。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我曾3次登门，说：“难道你真的忍心让孩子就这样下去吗？天下父母没有不疼爱自己骨肉的，别再骗自己了，相信科学，聋哑儿说话并不是天方夜谭。”看我态度真诚，父亲让我把刘南带走，先试一试。
一年后，刘南的语言功能基本恢复，并且很懂礼貌，文化课学得也很好。看到刘南成功了，第二年刘北也被送了进来。如今，两个孩子早已进入社会，自食其力。据同厂的工人说，他们很能干，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曾是聋哑儿。
有一个孩子，送来时他父亲说已3岁了(鉴于人手有限，康复中心一般不收小于3岁的孩子)。孩子基本没有听力，白天有人陪他玩还算听话，晚上一看父母不在身边，不让脱衣服，一宿宿地哭。没有办法，我只能搂着、抱着，小心翼翼地哄，一夜夜地不能安睡。后来，他父亲才跟我说了实话：“孩子刚送来时才两周半，怕你们不收，才说了谎。”这个孩子一直跟到我6岁才离开。
还有一个孩子，送到这儿时，父母都已绝望了，残存听力很少，什么都不会说。几个月后，我给孩子家长打电话，孩子清脆地喊了声爸爸。家长不信，说：“肯定是让别的孩子叫的，我家孩子肯定不会叫。”后来家长来了，真听到了自己儿子叫爸爸，眼泪唰得一下子流下来，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
张雯(化名)自小被父母遗弃，靠姥姥养活。2002年，6岁的张雯被送到学校，当时交了点生活费，此后再也没有交过。期间，她姥姥、姥爷来看过她两次，但每次都泪流满面地诉说家中的不幸与穷苦。怎么办？我的日子也很难过，那么多的残疾孩子，贫困户又收不上学费，中心仅仅能够维持而已。撵张雯走吗？不可能。思前想后，和老公商量，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承担抚养她的义务。张雯在我身边生活了5年，张雯说，那5年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后来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给孩子配了助听器，在语训老师的训练下，张雯终于走出了无声世界，能开口说话了。
我想，面对这些残疾孩子，这些人生残缺、缺乏完整的爱的孩子们，我的角色不应该是老师，而应该是他们的妈妈。我每天五六点就要起床，给孩子们穿衣、叠被、洗脸、喂饭，晚上给他们洗澡，整理教案，12点之前从没睡过。他们曾感动过我，我哭过，也笑过。每次放假都有孩子给我打电话，说想念刘老师了，要早些回来。
2000年新学年开学时，6岁的刘飞(化名)第一个到校，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盒子，特别兴奋，他急切、含糊不清地跟我说：“老师，吃蛋糕。”我打开那个盒子，原来是一块早已变质的生日蛋糕。原来这是孩子半月前过生日时，特意为我留的。我端起那块蛋糕，大口吃起来，孩子笑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四、对于家人我亏欠的太多太多
在事业上我投入了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那些聋哑儿，而我自己的一双儿女却没有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母爱。
记得创业初期，儿子刚刚出生几个月。我和爱人都没有时间照顾，保姆更是雇不起，怎么办？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他白天当晚上。在床上放两摞被子，上面搭上围巾，两边用枕头压牢，里面就黑了，白天孩子可以睡觉，等我们晚上回去，轮流陪儿子玩。有时我们白天忙，回家不及时，孩子醒了没人管，哭着又睡着了，枕头上经常发现大片大片的泪痕。后来婆婆实在看不下去了，孩子不满一周她就接走了。
儿子5岁便上了小学，他很少吃我做的饭，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根本顾不上他。有时孩子自己拿碗到食堂打些饭，食堂没饭了，就自己拿包方便面直接去学校。2003年下半年，孩子该上四年级了。我觉得应该为儿子打算了，不然会耽误孩子的。那年，远在东北的二姐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便把孩子送到了东北，一是给二姐作伴，二是能让孩子吃上口热饭，有人照顾。那年8岁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你们穿上秋衣、秋裤了吗？如果没穿上也快点穿上，千万别冻着，也别让老师们冻着(语训中心的老师)，晚上你们和老师们看好孩子，别让他们尿床，也别让他们打闹，早上也让老师们上好课，别让老师看课外书，让他们和孩子们一起玩儿。(望能回信，写字也不要连笔的)
一份付出一份回报。2006年河北电视台春晚举行节目海选。我拨通了剧组的电话，但被告知报名已于前一天结束。我向他们介绍了语训中心的情况，恳求给我们一个机会。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剧组答应了。
训练时，孩子们练得很吃力，单就把“小鸟、小鸟你快飞，请把我的心意带到北京去”一句中的“北京”改成“首都”，不知练了几万遍。连续9天的训练，晚上我的嘴巴都是麻木的，基本没有知觉了。
少儿群口快板在春晚的舞台上华彩亮相，当观众知道几个孩子曾是聋哑儿的时候，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本文部分内容根据刘洁本人日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