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甭看胡一梅这么多年来坎坎坷坷，但她对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如今在工厂打工，一天能挣100多块钱，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她说：“好人会有好报，只要你付出了，生活不会亏待你。我奶奶(继父的母亲)当初对我那么不好，小时候，我父母都不在家时，她甚至插上门不让我回家吃饭。前两年她生病了，我伺候了她两三个月，端屎端尿。她临死时，拉着我的手说‘闺女，这么多年我亏待你了，你比我亲孙女照顾得还好，对不住啊’。”
  生活就是如此，命运就是如此。百人百命，既然一切不可改变，你就得努力接受，哪怕是苦难，只要你能熬过去，前方的天空肯定会有彩虹。
  祝福胡一梅，祝福这个坚强的异乡女人。

一、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出生在四川，父亲一家极度重男轻女。因为母亲头一胎生下了我——一个女孩，她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在一家人不断的吵闹中，在父亲、爷爷、奶奶冷漠的目光中，我慢慢长大。
  我记事很早，记得两岁多时，父母都下地干活了，我不小心从炕上摔下来，疼得哇哇大哭，嗓子都哑了。爷爷、奶奶就蹲坐在我家门口不紧不慢地吃饭，甚至都不愿看我一眼。
  4岁那年，父母把我送进了幼儿园。我家离着镇上的幼儿园有五六里路，父母没时间送我，我便自己走。山路坎坷、泥泞，赶到下雨时，泥水能没到我大腿根。虽然艰苦，但我很快乐，因为不用每天再看父亲、爷爷、奶奶那张张冷漠的脸了。
  上了没多长时间，一天放学后，听人说母亲住院生孩子了，是对龙凤胎。我赶紧跑到医院，当时妈妈脸色苍白，见到我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和我说话。后来才知道妈妈生孩子时大出血，差点没了命。
  我抱了抱弟弟、妹妹，那是我第一次抱弟弟，也是最后一次。几天后，我再去医院，只剩下妹妹了。因为弟弟出生时太虚弱了，夭折了。
  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妈妈正躺在院里一个简易担架上，担架一头搭在梯子上，一头拄在地上。妈妈说，家里人把她从医院里接回来后，就没人管了，已经在这儿躺了1个多小时了。我也没有力气挪动担架，只能陪妈妈说话、解闷。天快黑时，父亲才回家，把妈妈弄到屋里，但转头又出去了。妈妈跟我说，她饿了。家里没人，只有我去做。那时我才4岁多，踮起脚来都够不到灶台。我只能搬个板凳爬上灶台，添上油，找来柴火。一会火灭了，一会油溅了，一会鸡蛋糊了，弄得我手忙脚乱。
  妹妹的降生把这个家庭推向了更深的战火之中，父母吵得更厉害了。妈妈没休息几天，便被逼着下地干活了。
  我也退学了，因为要在家看妹妹。母亲给我做了个小背篓，把妹妹放进去。妹妹特别淘气，小手抓我的脸、头发。不仅如此，我还要不停地转悠，轻轻地颤着，否则她便大声哭闹，让我不得安生。
  我把妹妹看到两岁。我已6岁，该上学了。把背篓换成书包的那一刻我激动极了，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谁知，那一年父亲犯了罪，被抓去坐牢了。
  小小年纪的我也明白有一个坐牢的父亲是件很丢人的事情。一家人在乡邻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每日都提心吊胆地过。晚上睡觉时，为防坏人骚扰，母亲通常会把一根木棒放到床头。
  我本来学习很好，老师也很喜欢我。但自从父亲被抓后，老师看我的眼神便不一样了，上课时，无论我的手举多高，老师也不会叫我回答问题。同学也欺负你，推搡你一下，骂你两声。
  我不敢反抗，一个犯人的女儿有什么权利反抗。

二、父亲坐牢，妈妈出走，我成了“孤儿”

  爷爷奶奶对我妈更是百般刁难。虽然那时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内心深处的苦楚，但母亲越来越少的笑脸让我感受到寒冬也许马上就来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搂着我，流着泪对我说：“你是姐姐，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天真的我说：“不用，她有妈妈。”妈妈苦笑了一声，搂着我无声地流泪。
  没过几天，妈妈不辞而别，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只能搬到了爷爷家。
  本来爷爷奶奶对我就不好，如今惟一的靠山——妈妈又弃我而去，我在爷爷奶奶家的生活可想而知。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看我不顺眼。在我看来，他们能让我上学，能让我吃饱饭，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
  虽然生活不如意，但毕竟是小孩子，忘性大。
  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那两年间，关于我妈的风言风语很多，什么忘恩负义、薄情寡义。奶奶问我：“你妈如果来接你，你跟她走吗？”其实我内心深处极度渴望能生活在妈妈身边，可我不敢说，怕激怒了奶奶，只能撒谎：“不跟她走，她不要我了。”期间，妈妈也曾来看过我两次，但我都是怯怯地跟她说话，并且不敢单独在一起，不敢待得时间长了，几次都是让妈妈哭着走的。我也想哭，但我只能忍着。

三、我回到了母亲身边，但并未感到幸福

  1992年，我10岁。
  一天，小舅突然来学校接我，说让我周末到他家去玩，已跟我爷爷说好了。到了小舅家，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好多亲戚都在。小舅对我说：“你妈现在去河北了，来电话让我把你送过去。”我内心欣喜了一下，但很快又被恐惧占据了，万一让爷爷奶奶知道咋办？万一妈妈待我不好咋办？
  但这一切我都主导不了了，大人们已经为我安排好了。
  怕夜长梦多，晚上9点多，我和小舅步行从家赶往县城坐火车，一直走到了凌晨5点多。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了石家庄，下车时是凌晨。我异常狼狈。鞋磨得露着脚趾头，穿着单裤，破了的书包只能抱着，稍不注意书就会漏出来。
  十月下旬的河北，已经很冷了。从石家庄赶往保定安国市，一路上我瑟瑟发抖，可能是冻的，可能是饿的(三天两夜的行程基本没吃上饭)，也可能有点紧张。
  终于到了，见到了我的妈妈，我梦中曾经见过多次的妈妈。我有点胆怯，妈妈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高兴，只是淡淡地领着我见新家的各个成员，叫“爸爸”“爷爷”“奶奶”……
  我机械地应付着，其实我不想叫，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但我必须要叫。我知道，我要乖一些，妈妈才高兴，我要开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了。
  在来河北的路上，我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将会过上像别的小朋友一样的幸福生活，可是我错了。我到这个新家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父母总是吵架，大半是因为我。为了讨母亲欢心，小小年纪的我努力地做家务，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  父母吵架时，敏感的我总能听到，我不敢发出声音，只是默默地流泪，觉得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不该千里迢迢来到河北。
  有时母亲着急了，就吼我，你走，去你姥姥家(那时姥姥也搬到河北来了)。我还小，我能去哪里？紧咬着嘴唇，我不能说话。
  我总是想，是不是我错了，我不该来到这儿，让妈妈为难、伤心。
  转到新学校后，一个外地女孩子当然要挨欺负。每次走到教室门口，淘气的男同学就“咣”地一下子把门锁上，我只能等，等到老师来了，才能进屋。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我一站起来，前后桌的同学就故意用课桌挤我，快要坐下时，凳子早被撤走了。
  这一切我不能和任何人说，不能发泄，因为别人都是亲生父母，而我呢？所以只能让它烂到肚里。
  有时想想这些，我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其实我也有泪，不过笑总比哭强些。
  1995年，父母投资建了家工厂。那年我13岁，建厂初期雇不起人，所以每天三四点钟我就得起床为工人们准备早饭，忙活到五六点，草草地扒拉两口饭再去上学。
  后来工厂逐渐走上了正轨，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逐渐好起来。
  继父老实、憨厚、耳根子软，母亲要强、性子急。继父啥事都听我奶奶和姑父的，所以父母还是经常吵架。
  这种状况一直到1997年姑父因病去世后才稍微有些改善。

四、稀里糊涂地嫁了人

  2000年我考上了中专，本来远离了这个像牢笼一样的家，心情可以敞亮一些。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心事越来越重，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啥事都压在心底，久而久之，竟然有些抑郁，不会说话，不会交流，不会沟通，不会表达。
  中专上了两年，抑郁了两年。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本想毕业后在自己厂子里跑跑业务，但不知是我那些哥哥、姐姐们多心，担心我插手家族生意，还是他们真的对我一个女孩子跑业务不放心，一家人坚决反对我进厂工作。
  这件事仿佛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我压抑了十来年的怨气，不能再在这个家待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了，不然我会疯的。
  2002年，我离家出走，投奔上学期间认识的一个在北京的朋友王毅。
  其实我就是想让他给我找个工作，能糊口就可以。但家里可乱了套了，都传言我跟别人跑了。我母亲急了，疯了似的四处找我。
  我到了北京后，王毅给我找了个饭店服务员的工作，但因没有工作经验，干了几天就被辞退了。我不想再麻烦王毅了，就自己去人才市场找了个保姆的活儿，其实就是在一个别墅里给一个富人养狗、养猫，偶尔做做饭。
  后来母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在北京，并找到了王毅的电话。她每天都给人家打电话，其实那时候王毅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母亲便吓唬王毅，说他把我拐跑了，威胁他要报案，把王毅吓坏了。碰巧，一次我病了，不得已找王毅借钱，他找了几个朋友把我“押”回了老家。
  我妈不依不饶，非得说我俩在搞对象，让王毅对我负责，不让人家走。
  王毅比我大4岁，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半推半就地承认了恋爱关系。其实我俩一共就见过两三次，纯属朋友关系，当时就想让王毅赶快脱身。
  王毅本来有女朋友，是北京市的，独生女，女方要他去北京落户，他家里不愿意，迫于压力，刚分了手。我正好填补上他的感情空缺。
  他心情苦闷，我则需要逃离这个家，去开辟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俩人一拍即合，很快领了结婚证。
  因为过于草率，我俩婚前并没有啥了解，没有感情基础，跟我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婚后经常吵架，大都是因为他的前女友，因为他俩藕断丝连，经常通电话。
  王毅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眼高手低。几年来，做过几次买卖，但干啥啥赔。但既然摊上了这样的男人，只能认命，凑合着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