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借由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媒体表达,当下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又一次成为被号脉问诊的对象。其中,一个显著病灶就是孝道的式微,即“孝”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摧折下,成风化人的道德约束力日渐减弱。由此,有人得出如下结论:改善农村养老现状,必须重振孝道文化。
　　孝之为道,涉及语义丰富的文化诠释,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稍加探究就可以发现,养老与尽孝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比后者明晰得多,讨论起来也更加容易。
　　先提出三个问题:养老问题是农村独有的吗?是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或放大了养老问题?与过去相比,现在农村老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呈现倒退趋势了吗?
　　如果这些前提均不成立,那就应当慎言孝道在农村式微,否则孝道之忧就很可能陷入“乡愁浪漫化”的偏颇,流于个体经验的悲情观望。
　　局部经验的生动细节并不是没有说服力,农村的养老现实图景中也不乏令人失望甚至悲观的案例,但这并不能与孝道式微构成对等的因果关系。
　　我的老家在闽西龙岩的一个客家村落,我曾见过这样的养老故事:邻居余阿姨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常年在西安工作,二儿子留在老家务农,三儿子定居省城福州。为养老的事,兄弟仨没少吵架,妥协的结果是老人每年在3个儿子家中轮流住4个月,老人生病住院等大额费用凭票公摊。70多岁的余阿姨说,这样处理“谁都不得罪”,就是太折腾,自己也说不清儿子们到底孝顺不孝顺,说不清自己晚年幸福不幸福……
　　余阿姨的困惑,或许能反映出当下农村养老现实的复杂图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建立,农村养老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谁来养、怎么养的问题不仅存在一家之内,更考验社会治理能力。
　　要认识到,一方面,农村的相对落后仍是造成养老“负担化”的民生现实,这一点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尤甚；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许多农村“空巢化”,传统农村家庭四世同堂的场景不复存在。
　　基于上述两种普遍存在的现实,养老首先应被当作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次才谈得上文化层面、情感方面的考量。农村养老问题之所以显得尖锐,固然有老人囿于习俗不愿去敬老院、部分子女缺乏敬老尊老品德等因素,但城乡发展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百善孝为先”“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兼具历史特殊性和传承合理性。回望历史,传统孝道中并不乏糟粕,正是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中的“忠孝同构”以及孝道对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戕害,陈独秀、鲁迅等先贤才痛批各种匪夷所思的“愚孝”。回到现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行为规范已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等错误的教育方式了。
　　世易时移,传统孝道中宣扬的敬老、尊老、爱老之心并没有过时,在代际更迭加快的背景下,更应倡导长幼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但是,对于“孝”的标准,一味照搬照抄老皇历,显然是行不通的。仅靠凌空蹈虚的说教,孝道的复兴也无从谈起。
　　养老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现在的养老问题,背后是中国进入转型期和老龄化社会加速来临的复杂时代背景。农村养老面临的种种难题,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农村问题,更不宜简单理解为传统美德流失的后果。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财力投入、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养老与尽孝的问题上,与其空发“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不若多些“一代胜于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