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自从生了你之后，家里好赖能吃饱，日子和以前相比强些了，无论怎样总算能填饱肚子了。”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由于家里人口多，粮食总不够吃。大人们总盼着早秋收，生产队好分粮食，解决家里粮食不足的问题。母亲拖着两只小脚，无论白天黑夜，家里家外忙个不停，但最发愁的就是做饭。母亲常说：“衣服破了补一补，脏了洗一洗，可粮食没了咋办呢？”之后，大人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每年麦收前找地方先去借玉米，等麦收分得麦子后，再去还小麦，这样一斤麦子能兑换一斤多玉米，用这种兑换粗粮的办法，家里就能多吃上些日子。
　　一年年过去了，每当看到父亲把晒干的麦子装在小推车上推走时，总会显露出一脸的无奈，至今都忘不了。父亲把晾晒好的麦子装进口袋，用小推车徒步几十里山路去还账，返回时星星做伴，饥饿难耐，回到家中能喝上几口玉米粥就不错了。
　　那时的生活那么艰难，无论大人和孩子是吃啥啥香。如今的日子和那时相比就是天上地下，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过去那些玉米粥、窝窝头、菜饼子等等都成为了回忆，很少在家里看到，即便吃上一顿，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味道了。 　　爹二十多岁到宅北乡收购站工作，他人缘好，愿意与爹攀干亲的也多。小河北村距离宅北乡收购站一百多里地，一个叫王长海的老人时常到收购站交售些土特产，一来二往，时间长了，就与爹由生变熟，攀了干亲。
　　我放假后常跟爹去收购站玩。王长海的小儿子小明比我大几岁，他会步行一百多里地来收购站找我玩。9岁那年暑假，他说他大哥要结婚了，家里准备杀一头猪犒劳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并邀请我和弟弟到他家吃猪肉、啃骨头。我本想让爹骑自行车送我们去，但爹工作忙，我们只能步行。第二天凌晨5点，我和弟弟从收购站出发，一直走到晚上10点多钟才到他们村。一路上尽管又累又饿又渴，我和弟弟摔了好多跟头，但一想到能吃肉了，我们就来精神了。
　　到了王长海家，正赶上他们从煮好的骨头上往下剔肉。王长海将猪头递到我手里，我就开始啃骨头。已经被剔掉肉的猪头已经没有了肉，任凭我啃来啃去，也吃不到一点儿肉。小明告诉了我其中的诀窍，原来，王长海将猪头给我是为了让我吃猪脑，说吃什么补什么。于是，我用斧头将猪头砸开，吃起软乎乎的猪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王长海还打趣地对我说：“这孩子真是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呀！”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了他家里。第二天下午，爹才从单位赶过来将我们用自行车接回去。即使如此，我们步行过上百里，小腿还是酸疼了半个多月。
  （平山县热心读者叶大伟口述） 　　哥哥和嫂子同岁，比我大15岁。嫂子结婚时我5岁，嫂子特别喜欢我，经常带我玩，有好吃的会留给我吃。
　　上世纪50年代生活特别困难。春天，家里粮食很少，只有用野菜来充饥。红高粱面窝窝头放上野菜，窝窝头蒸不成个，得用筷子夹着吃。我从小身子骨弱，吃饭挑食。嫂子蒸上几个不放野菜的窝窝头让我自己吃。夏天麦子熟了，白天大人们去割麦子，晚上推碾子把麦子磨成面。我的任务是拿着碾棍排队，否则会排到下半夜。磨回面后放上野菜做馅，薄皮大馅蒸包子，为的是少吃面多吃菜。嫂子总会蒸上几个少放馅或不放馅的让我自己吃。娘说嫂子：“你不要总惯着她，饿了她自然会吃。”嫂子却说：“妹子人小，吃得少，体格又弱，吃不下东西生病了就麻烦啦。”秋天到了，收了绿豆就做杂面条。我不吃杂面，嫂子总会和上白面条让我吃。
　　后来嫂子生了女儿，小侄女比我小5岁，可嫂子依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有好的我们两个平分。
　　我上班后，每次回家嫂子都给我做好吃的，并嘘寒问暖。我不断地给娘和嫂子买衣服和鞋子，以报答她们的养育之恩。
　　 嫂子血压高，当时医疗条件落后，60岁那年就去世了。当时，哥哥捎信来说嫂子病危，让我明天回去。我听此消息，如五雷轰顶一时也待不下，不顾天黑路远骑上车往家赶。学校离家三十多里地，我一边骑车一边哭啼，回到家已是深夜，嫂子已去世。我趴在嫂子灵前哭得死去活来。
　　虽然嫂子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但嫂子为我开小灶的情景不断浮现在我脑海。 　　我爱吃饼子汤，缘于60年前的“瓜菜代”时期。那时人们靠野菜、树皮、玉米皮、山芋蔓维持生命，根本见不到净米、净粮。记得过中秋节，吃的是“没粮合”，就是把马齿苋、山芋茎、萝卜条用开水过一下，捞出来加上醋、蒜、盐卤拌着吃，这就等于过节了。
记得那年冬天，一位邻居去世，我母亲弄了块黑里透红的山芋面饼子做成饼子汤，盛了一大碗，让我给邻居送去，那叫“丧饭”。那年代根本没有送丧饭的，我端着那碗汤，馋得直流口水，可惜母亲只做了一碗。
　　此后，我一直在想那碗汤，什么时候我才能喝上一碗？随着时代的变迁，我时不时地在做饼子汤，而且比当年母亲做的多加了好多配料，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当年母亲的香味。 　　我是1949年生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单干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队这些年，父亲母亲五十多岁身体依然硬朗，母亲锄地敢和男社员比。
　　我们一家5口人，4个劳动力。按劳分配，工分多，分的口粮就多。我最小，一个人吃闲饭。我们家的宅院非常大，有3亩，长满了枣树，种的粮食和各种蔬菜也多，所以在生产队那个年代，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挨饿，生活条件还算可以。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不吃正顿饭，书包里装满了花生和枣儿，在上学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下了课吃枣儿包花生，年岁小只知道自己不挨饿，也无法感受到其他同学在挨饿。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早已结婚。有次遇上小学同学鞠增，他提起往事说：“在上小学时，你书包里老是有好吃的，我们饿了只能吃白薯干，喝的粥能照镜子。看到你吃花生和枣，馋得我们可真够呛。”那时我和同班同学王秀梅一起去上学，记得她在路上对我说：“我们家把瓜叶做饼子吃，玉米秸、荞麦皮也吃，最后吃树叶子，连臭椿树叶都吃了，全身浮肿。”我当时只是想不通，还问为啥吃那些不能吃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身在福中要知足，千万不要浪费一粒粮食。正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960年，也就是“瓜菜代”那年。所谓的瓜菜代，瓜是地瓜，红薯，我们这叫山芋；菜就是地里长出来的一切野菜或草，有苦的，有酸的，也有羊尿味的，只要长出来什么都能吃。由于长期缺少营养，有的人骨瘦如柴，有的人则浮肿，甚至有人被饿死。
　　那年我9岁，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母亲怕我们饿死，把自己当年的嫁妆弄到山东换了点山芋干，把它砸碎，抱着棍子用石磨磨成面。每次做饭做两样，大人吃的饼子光看见菜看不见面，饼子是用手攥成的。给我们做的饼子掺菜少，但是不能随便吃，分份儿。有时我饿了，趁母亲不在家偷吃点。后来被母亲发现了，她在房梁上挂了个钩，把饼子筐挂在铁钩上，这下可把我治住了。
　　有一天，我饿得实在难受，看着挂在高处的干粮够不着干着急。我急中生智，一连摞上好几个凳子，勉强刚够着。刚想摘筐子，一不小心，凳子倒了，腿磕破了一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我一边哭，一边担心母亲回来后是否打我。这时，大门一响，母亲回来了，见此情景，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她一边擦血一边掉眼泪。可当母亲扶我的时候，我站不起来了，原来骨折了。后来我的腿被竹片捆绑着，躺在炕上不能动，一直躺了100天。从此，母亲再也不把饼子筐往高处挂了，我再也不偷饼子吃了。如今每当孩子们问起我的伤疤时，总觉得既伤感又可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农村吃、穿、烧困难时期，我四弟与几位乡友无奈地驾着人力车去山西拉煤。他那车拉得最少，约六七百斤。平路或小下坡路能拉动，遇到上坡路就得一人拉一人推，陡坡就得三四人拉一辆，拉完这辆再拉那辆，倒换着前进。累了随时歇会儿，饿了就啃几口玉米面干粮，喝几口凉水。
　　一个阴沉的夜晚，他们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路上睡着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把他们冻醒了，摸摸身上的大衣不见了，身上白了，地上也白了。他们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拉起车又走。拉啊拉，走啊走，一直走到第2天傍晚才到家。他们走了7天7夜，因劳累过度又睡了7天7夜。
　　那时候个体户禁止饲养大牲口，我偷偷买了头小毛驴，为防大队没收，就把小毛驴转移到外村亲戚家。为了降低煤炭成本，我们多带几斤花生油和白面，准备以货换货，谁知回来时刚过省界就在山路上被卡住了。此时不知是冷还是怕，我浑身打起哆嗦来。事已至此，粉身碎骨也得把煤拉回家。堂堂男子汉，连一车煤也拉不回去，那还不被人笑话吗？于是我们卸下牲口，一个人看车，4个人送坡。3个人在前用肩扛住辕，后边一人用脚踩，呲呲地往下滑。车动了，大家齐劲刹住，车停了，再使劲往前拉一下，慢慢移动。就这样，把一辆又一辆的煤车安全地倒换到30里的大坡下。车到山底，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外衣被雪淋湿了，内衣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伙计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玉米干粮小驴车，食风饮露十多天。披星戴月百八十里，十八盘上愁人多。有了煤，大人孩子们上了热炕头，心里觉得苦中有乐呀！ 　　上班下班，吃饭上网，日子平淡得像一潭死水，没有一点波澜，虽然诸事无忧，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国庆长假，有老友来电相邀去打牌，凑份子打平伙，我欣然应允。牌局设在镇上一家小饭馆，规定只输不赢，凑齐200元饭钱就歇。乡下饭馆，4个人200元饭菜够奢侈的了。不到俩小时，饭钱凑齐了，老板的饭菜也准备就绪。品着丰富的菜肴，我们喝着自带的白酒，说起当年打平伙的趣事，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激情岁月，积压在胸中的无名之郁也一扫而光，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感到浑身都舒畅起来。
　　说起打平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一头雾水，说通俗点就是一伙人凑份子聚餐，打打牙祭，找机会发泄一下，跟今天的各种聚会的形式差不多，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比较盛行。那时候农村是大集体，老百姓生活贫穷，经常吃不饱肚子，村民们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在一起撮一顿。一般打平伙都是临时起意的，事先没有准备，吃的菜自然简单，时令蔬菜加些鸡蛋，以填饱肚子为目的。酒是一定要喝的，要的就是那种气氛。但每年生产队年终结算打平伙算是例外，有肉有鱼，还有平时难得吃上的千张、生腐等。
　　有时候打平伙还是蛮有人情味的。比如生产队里谁家猪死了，那是一定要打平伙的。老百姓家里养一头猪不容易，一头百把斤的猪死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遇到这种情况，队里一般是按半价买下半爿猪肉，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就地打平伙。这样就减少养猪户的损失，给养猪户留下买猪仔的本钱。买肉的钱队里统一垫付，由会计记入各家的预支账，年终结算。记得有一回，队里老保管家的一头一百多斤快出栏的猪，夜里突然死了，保管老婆伤心地放声大哭。队长二话没说，立即安排人烧水拔毛、剖肚，妇女们在厨房打下手。这一天村子里像办喜事一样热闹，男人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妇女们吃得油光满面，我们小孩更是大快朵颐。许是那天肉吃得太多了，又喝了生水，夜里闹起了肚子，一连拉了几天的稀。
　　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里打平伙是16岁那年。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生产队里抽水做晚稻秧田，把一口小池塘抽干了，捞了七八条大白鲢，都有三四斤重。面对这几条鱼，队长也犯难了，分也不好分，卖又不值钱，大家一致提议：干脆晚上打平伙，一家一个，算是提前过节了。队长爽快地答应了，几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做饭的任务。
　　打平伙的场地设在老裁缝家。他家房子宽敞，为人热情。晚餐有3桌人，主打菜就是鱼，鱼丸、鱼片、清煮鱼，外加一些时令青菜。酒用小碗盛着，乡下人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一人一口轮着喝。我是第一次参加打平伙，喝酒也是第一次，轮到我喝时，也想学着大人浅浅地抿一口，但总是把握不住技巧，每次都比别人喝得多些，还呛了好几次。一开始并没有感觉酒有什么好喝的，又苦又辣的，直往喉咙里钻，几番之后，辣味消失了，感觉头有点晕乎乎的。呛酒的滋味太难受了，喉咙和鼻孔里像火烧的一样，眼睛里都是泪。那天晚上，所有参加打平伙的人兴致都特别高，从来不喝酒的会计，那天都破了规。开始喝酒大家还算斯文，渐渐地场面有点失控了，最后简直乱了套，醉酒的胡言乱语，围观的插嘴起哄，劝酒的、说笑话的……闹哄哄的声音差点把房顶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向文文弱弱的会计，突然间霍地一下站起来，冲着乱糟糟的人群大声说：“……拍大腿，吹小叫，又有棉花又有稻。”所有人都被这架式唬住了，以为他有什么重要指示，结果发现是酒喝高了，于是又一阵哄笑。这天晚上，白酒喝了十来斤，醉倒了四五个，洋相也出尽了。
　　到了80年代，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再也没有大集体劳动的那种气氛，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平伙也就戛然而止了。时隔三十多年，每每想起那些年的打平伙，心里还是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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