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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段苦日子(四)自己的故事自己写 说起我的家乡临西县马兰村,就不能不提红高粱,因为我小时候天天喝高粱面粥,顿顿吃高粱面窝头。而说起红高粱,就不能不提那位曾红极一时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委员、女省委书记吕玉兰。1960年,当选为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吕玉兰,为了解决全村人的温饱问题,选择了较为高产的高粱进行大面积种植,经过5年的努力,人民生活条件终于有了初步改善。70年代初,吕玉兰走上临西县委书记的岗位,面对有人外出乞讨的贫困局面,她又号召全县大种高粱。六七十年代的生产条件落后,土壤贫瘠,惟有高粱耐瘠薄、耐盐碱、易管理,旱涝都能保收成,但适口性差。有人就编了句顺口溜:“高粱窝窝难下咽,拔干拔得难大便。”为了夸张,还有人说:“人吃高粱尿红泡,猪吃高粱不长膘。”1972年9月,临西县在东留善固村召开高粱新品种推广现场会。会前,吕玉兰拿来几个红高粱面窝头,放在桌子上。几位县、社领导就大声议论起来:“这玩意儿就是好吃,白面馍馍也不如它!”吕玉兰问当时在县医院工作的大会保健医生王顺道大夫:“王大夫,你有什么看法?”“不好吃,这么涩,谁愿意吃它!”王大夫摇着头道。吕玉兰站起来大声说:“听到没有,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还不如一个医生敢讲真话!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吃高粱,可问题是有人连这个也不够吃的。等将来富裕了,咱谁也不吃高粱了!”红高粱简直让我们吃腻味了,作为“又红又专”年代的红高粱,确实救了许多人的命。六七十年代我在村里经常看到要饭的人,但都不是我们临西县的。在不产甘蔗的北方,惟一使我怀念的,是那种杂交多穗高粱和糖高粱的秫秸秆,比蜜还甜。 我的家庭,可以说世代务农,祖上几辈人都只会扛锄头、种庄稼,且生活贫困。爷爷虽然当过土干部,也只会念几个字。爷爷和奶奶就靠两间小西屋,为我的大爷、爹爹和叔叔娶了3房媳妇。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子女婚配不太注重财产,一是看出身,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下中农,二是看人性强不强。 1966年春,爹和娘结婚的第三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春雨绵绵,把人浇了个透心凉。高粱秸铺成的房顶,一根像样儿的椽子都没有,嘀嘀嗒嗒漏起雨来,连睡觉的地方都保不住,爹娘只好头顶一块黑塑料布,在一个墙角处休息。结婚时借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当时因为没分家另过,锅碗瓢勺什么都没有。被面是自家织的土布,用红胶泥砸的颜色,还算新的,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的陈旧套子却不知用过多少年了。现在,洞房里就剩下夫妻俩、一床被子、一张破席和一个带豁子的盛高粱面的瓦缸了。爷爷在3间正房土屋里住,他看看窗外的天,叹了口气对奶奶说:“二小(我爹行二,家乡人俗称二小)家不会闹事吧?”奶奶说:“我去瞅瞅!”奶奶披块头巾,来到西屋窗前,听到爹娘正在唱学习吕玉兰的歌曲《歌赞党的好支书》:“不怕风吹浪打,不怕飞石走沙。主席著作是指南,广阔天地把根扎……”于是,奶奶就乐不可支地去给爷爷汇报:“小金(这是我娘的小名,成立人民公社后起了大名叫夏明兰)不是爱富嫌穷的人,庆雨(我爹的大名)他俩弄不了事!” 以上这段故事出自小孟的长篇自传《趟出高粱地·我的家庭》(远方出版社出版),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小孟家庭苦中有乐的生活。经历过苦日子的人,都有难忘的记忆,小孟在网络上发起“难忘那段苦日子”话题,就是希望大家通过回忆难忘岁月里的苦日子,用讲故事的方式忆苦思甜,让当今的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通过阅读一篇篇来稿,小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其实,很多作者笔下小小的主人公,难道不是我们当年的自己吗?打开情感的闸门,勾起遥远的记忆,小孟期待更好更多的来稿。 半根冰棍儿 □陈金仲(大城县旺村镇南楼堤村) 小时候,学校里只放秋假和麦假,不放暑假。大人们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了,而我的任务就是看弟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小孩儿们吃根冰棍儿都成了奢侈品。因为我们家劳动力少吃饭的多,在生产队是“拿钱户”,生活和经济条件非常拮据,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有时候母亲看见天气太热,就小心翼翼地从她的内衣口袋里摸出一个2分的硬币,一边把硬币给我装进口袋,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可要收好,千万别丢了,等弟弟闹了给他买冰棍儿吃。” 有一次,妈给了我两个1分的硬币,我接过钱领着弟弟连蹦带跳地来到大街上,和小朋友做起了跳绳的游戏。我们尽情地玩耍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炎热难耐的天气。将近中午了,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们都躲到阴凉的地方了,这时弟弟哭喊着要我去买冰棍儿,我赶紧去摸母亲给我的两个1分钱的硬币,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手里摸出来的只有一个,而另一个不知在什么时候丢失了。我当时急得抓耳挠腮,就在玩过的地方认真地翻找起来。天气越来越热,我的双眼都被汗水模糊了,豆大的汗珠像雨点一样滴在地上,全身上下都湿透了。最后,我地毯似地把跳绳的地方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找着。母亲给我的1分钱硬币就这样悄然失踪了。 我又着急又害怕,心想,去找妈妈要吧,妈会给吗?说不定,钱没要来,屁股还得受到***巴掌“奖励”。我领着哭闹不止的弟弟在卖冰棍儿的车子前徘徊着……我俩手上下左右地摆弄着妈妈给我的那惟一的1分钱硬币,用以减弱弟弟对冰棍儿的馋恋。 卖冰棍儿的小贩看了看我和我手里的钱,又看了看哭闹不止的弟弟,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和蔼地说:“小兄弟,你看这样好吗?这冰棍儿是2分钱一根,没有1分的,等会儿我卖到最后的时候,有那快化的,或是磕的碰的,有残缺的卖给你一根好吗?”我听了卖冰棍儿的人面带微笑的劝解,立刻像遇到救星一样,对卖冰棍儿的人万分感激。我擦了擦感动的泪水,深情地说:“谢谢您,谢谢您!” 卖冰棍儿的车子不断变换着位置,在村里转啊转,那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冰棍儿,冰棍儿,清凉败火……” 由于人们生活困顿,有时候串完几条巷子,竟然连一根冰棍儿都卖不出去。我领着哭闹不止的弟弟左劝右劝,总算不哭了。他听我说一会儿掌柜的就卖给我们,像看到了希望,屁颠屁颠地跟在卖冰棍儿的后面,等待着奇迹发生。 由于路走得太长了,弟弟累得走不动了,就又哭闹起来。我哄着他,让他趴在我背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从卖冰棍儿的手里接过那根“残缺”的半根冰棍儿,当再回头叫弟弟吃冰棍儿时,他已经趴在我背上睡着了。 少年不识苦滋味 □徐贵吉(玉田县潮落窝乡东宋庄) 儿时,正是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的祖国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却把战火烧到国门,不仅众多英雄儿女为国捐躯,也迟滞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那时的气候也好似专门与人作对,天气出奇得冷。而人们的衣着条件却非常差,说缺吃少穿并不为过,即使如此,我们少年活泼乐观的天性却很难泯灭。 那时流行的词汇叫“猫冬”。到了冬季,尽管自家的屋子里也冷得像冰窖,屋外的冷风吹进屋子,煤油灯被吹得不停地晃动,有时会被吹灭,但是大人们还是都猫在家里,守着火盆度日子。而我们这群不识苦滋味的少年,放学回家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聚集到村西那个被称作“西大园”的河滩地上去玩耍。 这“西大园”之所以让我们着迷,是因为那里夏季麦收后,年年被洪水淹没,即使到了冬季水也不能退尽,就成了冰的世界。我们在那里玩陀螺、打滑溜、滑冰鞋、支爬犁……最有趣的是“赶嘎嘎吱”,一大群少年在冰薄的地方挤着一齐往前跑,脚下的冰发出嘎吱吱的破裂声,冰上布满了细密的裂纹。大一点的裂纹会有水冒出来,也有跑得慢的人会掉入水中成了落汤鸡。幸亏河滩地水不深,没有生命危险。吃饭时,大人不喊几遍是舍不得离去的,回到家里还要挨大人的训斥。 那时我的手冻伤累累,手背肿得像一个小包子,从一个个裂缝里浸出殷红的鲜血,冻伤又疼又痒。在学校里老师看到我的手后都为之动容,让我没齿难忘的是,一个叫黄金龙的老师,把他自行车上的大皮套袖摘下来让我戴。他只是星期六下午去开会时自己骑车用一下,还特别嘱咐我不要去玩冰。遗憾的是,我那时并没有听老师的话,还是和小伙伴们去玩冰。我们弟兄多,家长根本照顾不到。 看着如今“纸包件裹”的孩子们,心里也会燃起莫名的感觉。那个艰苦的年代,磨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今天我们才能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挫折。 割草·积肥·拾麦穗 □赵同胜(保定市七一中路152号人民银行) 《我是公社小社员》歌曲里的“割草积肥拾麦穗”,收藏着苦涩的欢愉。邻居家有个“戏匣子”,整天呜里哇啦的,馋得人心痒痒。朝娘要,娘不冷不热来了句“家里没钱,想要,自己去挣”。于是,我瞄上了打“线草”。 盛夏,棒子地里的温度能热死牛,叶子上的毛刺如刀锋般锐利,稍不留神就会伤及皮肤。心里装着“戏匣子”,早已无所顾忌。汗珠滚落,小脸通红,薅草的小手被磨出了血泡,胳膊上浸血的剌痕触到汗水钻心地疼,却丝毫也没想着要退缩。 从仲夏到初秋,周末注定成了“薅草时光”。一季下来,干草卖了10块3毛钱。钱不够,娘从里三层外三层包裹严实的手绢里拿出毛票和硬币,凑够13块5,一台灰色的收音机总算到手了。从此,我家也有了呜里哇啦的声响。那种惬意无以言表。 小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很多,即便浑身裹棉,也难以御寒。可积肥最好的时候就是冬季,于是,我稚嫩的肩膀上就多了一个大粪筐。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娘就“胜儿胜儿”地喊开了。睁开惺忪的睡眼,很不情愿地背筐、拿杈,一个弱小的身影行走在长满白霜的田野里,看见一坨粪,心里就会涌出一阵激动。筐满,日上三竿,把粪倒进爹早就挖好的大池子里。等开春的时候,粪坑就会被填满,爹一锹一锹地将其挖出,像撒化肥一样散到地里,为庄稼地提供养分,期望能长得好些,一年的日子便有了着落。 一冬下来,我的手和脚被冻伤祸害得不成样子,天暖后还会烂,娘看了心疼得要命,但她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麦收时节,大地一片金黄。父辈们自然是麦收的主角,小孩子也并非看客,拾麦穗最为应景。大人在前面割,将麦捆码好,孩子们跟在后边拾漏掉的麦穗,谁拾的还要做上记号,以备检查。 小时候很享受拾麦穗的过程,小伙伴们有说有笑,好不热闹。重要的是还能挣工分,于是,就平添了很多成就感。队长对拾得多的孩子会额外奖励一个工分,一帮孩子明里暗里没少为此较劲。童年的时光已然成了美好的回忆,但这回忆里却充满了生活原本的苦涩和应有的意趣。 吃食堂的苦难生活 □程玉林(顺平县正童村) 1960年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那时我刚10岁,正上小学。以前各家的单干生活,虽说清贫,可不至于苦到饿死人的地步。1958年各家的地都已归了集体,我村分了4个大队,各大队都建了集体食堂,各家的牲口、车辆以及各种农具和粮食都归了集体,就是做饭的铁锅也都被砸了大炼钢铁。人们只好被迫每天用篮子拎着筷子、碗,拿着小板凳,到集体食堂打饭吃。 我队的食堂建在张家大院,西院房是厨房,东院房做餐厅。餐厅布置得挺气派,墙壁粉刷了白灰,贴上了彩色标语,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大匾,上面是用糖水写好后再撒上金黄的小米粘出来的“第一食堂餐厅”6个大字。开始人们从西院打了饭,都要到东院餐厅去吃。饭是每人一份,小孩半份。人们也只能吃个八分饱。我们小孩子都感到稀奇有趣,整天嘻嘻哈哈,没能体谅大人们心中的凄凉和忧伤。 到了1959年,食堂粮食开始紧张,每个大人的口粮定量从每日8两、6两逐渐减到3两半,一日3顿稀粥,每家大人总是先紧着给孩子喝,剩下的大人才分着喝点。这时人们打了饭也不进什么餐厅了,在院里凑合着喝两口了事。我们小孩没什么感觉,大人们却饿得头昏眼乱,到处见什么能吃就吃什么。 到了1960年,食堂里做的饭根本就不叫人食,像什么棉籽皮、芝麻壳、棒子皮、山药蔓等东西,用石灰水软化后粉碎,掺少量玉米面,做饼子让人们吃。当时我也咬了一口,嚼了半天也没咽下去,父亲赶紧让我吐掉,喝点仅有的稀粥算了。可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咬在嘴里,嚼好长时间,才使劲强咽下去。我虽说小,可心里却有一种难以说出的滋味。那时能吃的榆树皮剥光了,树上的叶子落光了,地里能吃的野菜挖光了,就是不能吃的人们也都试着吃,导致好多人食物中毒,轻的浑身臃肿,不能大便,重的毒饿而亡。仅在那一年,我村就饿死十几个人。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爷爷奶奶,感念父亲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我们全家竟都活了下来,没有他们坚强的支撑和庇护,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坚守校园的那段时光 □张占星(丰宁县凤山总校朱首营学校)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教师队伍的,在本村教了两年。因工作需要,就先后调到离家十七八里及三十多里的外村任教。那时没有柏油路和水泥路,很不好走,自行车有时还得推着走,更何况中途还有一条牤牛河。俗话说:“隔山不算远,截河路阻断。”住校一个星期回一次家,看看一周多的女儿,爱人不仅自己带孩子还要照顾家。我只能在仅有的一个星期日,拼命忙一下责任田的农活。那时我还是民办教师,带的粮食也是自产的,小米、玉米面、棒子米,够一两个星期用的,多了也没处放,又有老鼠糟蹋。乍开始自己做饭,生一顿,糊一顿。常吃的菜是自带的咸芥菜疙瘩和酱,很少吃熬白菜、萝卜、土豆等。春天常吃野菜——苣荬菜蘸酱。也尝试猪毛菜和玉米面加少量的盐大锅贴饼子。较嫩的车前子熬吃,因为油水太少苦涩难以下咽。每次听红军吃野菜、草根、树皮这些往事体会颇深。 记得1986年,当时也是7月的一天,白天上课,完成备讲批辅考,放学后,校园就剩下我一人。晚上8点半,烛光下的我照旧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任凭隆隆的雷声在空中滚动,电波在咔咔嚓嚓的干扰中作响,我雷打不动地听着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气象基础及农业气象》的中专课程,及临近考试的《遗传及作物育种》等。因为是连雨天,我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周六走了五六里路到河边,水大过不去,只好返回学校。其实,学校也是危房。当时也没有电话,家人和我只能心里互相惦记着。独守学校,米尽柴空,把最后半截担水杠子烧煮稀饭也没开锅。后来能回家了,路上一段大泥坑,必须绕走一农户谷地,还得掏1角钱的过路费。的确,阳光总在风雨后,只要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 那段日子很苦,但我过得很充实。1992年6月,凤山中心校“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优秀教师巡回报告时,《我以“三热爱”点滴》谈了我是怎样以校为家的事,受到了在场的领导、老师和家长的热烈鼓掌。从此我的教育教学不断进步,苦日子也逐渐变成了甜蜜事业。 (作者:河北农民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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