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高中毕业后，由于当时没有高考制度，我便回家务了农。那时村里缺少教师，听取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建议后，我考取了民办教师。我很高兴还能学有所用，为村里出点力，从此我就跟孩子们打上了交道。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自己适应得不错。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教学虽然不比升学率，也不排名次，但我的各项工作依然没有懈怠。公社校长看我是块教学的料，1975年下半年派我去县文教局举办的短期师范培训班去学习，这回可把我给乐坏了。虽然我是高中毕业，但在那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年代，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文化知识，有限的一点知识都是从《毛泽东选集》里汲取的。在培训班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尽管当时比较注重政治，我还是借这个机会汲取文化知识，学习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培训结束后，我有了很大的长进，为今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我在曹寺公社任初中语文教师。转眼间文革结束了，教育大比武的空气越来越浓，我也深感担子越来越重，更发觉自己的知识越来越不够用。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的道理。于是我严格要求自己，写教案，认真查阅有关资料，做到在课堂上得心应手，言之有物。随着形势的变化，学习文化知识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公社开始对全体教师进行摸底考试。在全公社近20名初中教师里，我是惟一一名及格的。这次考试成为我学习的动力，在以后名目繁多的考试中我总是名列前茅。
  在大兴学历热的时期，我顺利地考上了河北师大中文系函授班。当时公社里只有两人考上，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因为我终于圆了大学梦，接受高等教育是我的夙愿。函授班的教材我都认真学习，每个周日还要集中到县文教局学习。无论多忙我都坚持参加，从不放弃这难得的机会。每年寒假我们都要到泊镇师范或沧州集中学习，由师大的教授亲自讲课。通过在函大的学习，我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深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道理。与此同时，我又考上了中国电视大学中文系。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拿到了函大的五科结业证，再有两科就可以领到毕业证了。函大毕业，国家是承认学历的，并给全家转成非农业户口。转非并不是我所愿，我只是不想荒废了学业。
  正当我在知识的海洋中潜心畅游时，校长通知我：“你被辞退了。”听到这话犹如晴天霹雳，我脑袋嗡得一声，不知所措。那是1984年8月6日，没齿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卷起铺盖，带着满脑的疑惑，离开了三尺讲台，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可爱的学生们，离开了自己热衷的教育事业。性格即命运。我因为打抱不平得罪了上峰，上司的权力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只有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回到家里我懊丧极了，于是把14年来的教科书以及10多年来的备课本和一切证件都翻了出来，码起来两大摞，足有课桌那么高。我把它们付之一炬，从此不必再睹物伤情。
  辍教二十多年来，我使尽浑身解数想忘掉这段人生，但怎么也忘不了。刚开始的几年还好，越是老了越是想回忆这段往事，总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记得有一次，数学老师对我说：“下边是你的语文课，你怎么还不动啊？”我恍然大悟，拿起课本匆匆向教室走去，又一想，我没备课讲什么呀，真是急死人啦！我一急，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又一次梦里。有一天，我的同学远道而来，与我叙起旧情。谈话间说起了我辍教之事，说到伤心处我痛苦流涕。妻子把我捅醒，再摸摸枕边，湿了一片。像这样的梦境在我身上不知出现了多少次。我虽然没有“当年万里觅封侯”的雄心大志，却同样落得“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结局。
  辍教28年来，我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摸笔，像一个文盲一样当做没有这么回事儿，其实怎么也割舍不下。此刻，思想情感如潮水般冲出匣门催促我写点什么，于是我拿起笔写下了“遗憾”二字，寄给我心爱的《河北农民报》。
  沧州青县曹寺乡张广卫村 王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