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不仅要在纸上、文件上或者领导人的讲话中受到重视，更要在实践中成为重中之重。看一看流向城市的农民和日趋凋敝的乡村就知道，“三农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三农问题”其实只是“一农问题”，即粮食问题，只要确保粮食丰收，至于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就不在关注范围了。因为粮食问题关乎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事马虎不得，粮食丰收了，也就好向上级交差。

　　政府对粮食有危机感当然很好。但种粮不能使多数农民致富，因为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业作为本质上的弱势产业，使得除了少部分的种粮大户外，多数以农为业的农民，很难从粮食收成中获得较高的比较收益，哪怕粮食大丰收。因此，农民要致富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城市。故从整个社会来讲，即使只从确保粮食安全的目的出发，也不能不关注农村和农民。道理很简单，粮食是由农民生产出来的，乡村是由农民居住的，农民日子过得不好，粮食安全也会有问题。所以，根本而言，“三农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而农民关心的是收入能不能提高，居住环境能不能改善。农民只有从农业的比较收入中得到更多，他们才会有兴趣去种粮；农民居住的乡村只有不受各种污染的困扰，他们才会热爱乡村。

　　中央在此问题上态度明确，所以才会有过去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包括新农村建设。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又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强烈的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拉长农业这条“四化同步”的短腿、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并表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农民基层实践，不断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城乡发展差距是一个客观现实，而如果留不住乡愁，不能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农民最终还是会用脚投票的，农村最终也会凋敝。而城乡发展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对农民非常不公的制度。除了户籍制度的不平等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农民丧失了对土地收益的处置权。

　　如果农民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享自己应得的收益，就无法较快提高收入水平。一方面，它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固化；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消费在一个低水平徘徊，无法有效扩大内需。其次，征收补偿过少，也不能由此增加土地使用成本，从而不能减少盲目修大马路、大广场而浪费土地的现象，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也不会因此而淘汰，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很不利。第三，因低补偿而引发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乃至对抗，这些年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它会恶化底层社会的生态，加剧官民对立，由此导致的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等，增加了社会的发展成本，并造成宝贵的社会资源浪费。第四，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如不能被城市吸纳，轻者会破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治安，重者可能发展成为游民现象。而从中国的历史可知，游民对社会所起作用多是破坏性的。最后，也会加剧基层政府的腐败。

　　所以，要做到在农村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并从根本上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

　　当然，这还需要加强村民自治，在农村推行民主。因为农民之所以缺乏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组织化的企业和基层政府面前，个体的农民完全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如果农民加强自治能力，提高自治水平，则能够大大加强他们在土地上的博弈能力。所以，应消除观念的误区，以为农民素质低，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宗族势力强，没有自治传统，就不适合搞民主和自治。恰恰相反，当前农村发展民主和实行自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因为自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乡镇不再需要通过村干部来向农民收取税费，这就提供了打破村镇干部等组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契机，后者构成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障碍。

　　重农固本，安民之基。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农村就必须实现全面小康。对于这一点，有必要继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