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第一次跟着爱人出去打工就是到外村刨胡萝卜。离我们村有20来里，那时还是土道，坑洼不平。
  刨胡萝卜是在立冬以后。我们打工的要早早起来做饭，七点半左右就赶到了桥头的劳动力市场。十里八村的打工农民聚集到这里，等着老板们来挑。那情景就像赶集，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的，不同的是没有卖东西的。打工者都带着大叉，穿着厚棉袄，眼睛望向那些老板们似的人物。老板们其实也是农民，是种胡萝卜专业户。他们一上来就不停地喊着：“谁刨萝卜去呀？找到主了吗？”立刻有人过来围着他，于是开始讨价还价。“女的一天50元，男的55元，管装车，管饭。”老板们大声地吆喝着。当时都是这个价钱，于是打工的不怎么迟疑就定准了，满心欢喜地跟着老板们走了。
  没有找到茬儿的人再接着张罗，实在没人用了，就只好骑车回家了。她们一进村，就有爱开玩笑的人朝她们喊：“今天没找到主呀？”她们就高嗓门答：“没有，嫌我们丑。”说完一阵哈哈大笑。
  我和老公刨萝卜一天就能挣回105元。那时白面50元一袋，因此，每到傍晚回到家的时候，老公爹就喜滋滋地迎着我们说：“又挣了105呀？两袋白面钱呗！”我就说：“两袋白面钱，敞开吃吧。”爹就笑着，帮我们又开门又推车的，还哼哼着什么京剧。
  那个种萝卜的村是胶泥地，不像沙土地里的萝卜好刨。胶泥地的胡萝卜个头大，地又硬，没有点儿力气是不行的。一般的主儿提前浇一水，到刨的时候地不湿不干，正好。但有的不是浇早就是浇晚，于是，赶上啥样的算啥样的。好刨的就多干几天，不好刨的就少干几天。
  人们最怕的就是刨胡萝卜时节赶上雨雪天气，别提活多难干了。一走就是一脚泥，走几步脚底下就粘成了大疙瘩，甩都甩不掉。我开始穿的是棉布鞋，就是泡沫底子呢子面松紧口的那种，不到一天鞋底子掉了，松紧口也开了。后来，干脆换了双旧皮鞋，皮鞋穿着虽然冷点，但穿得住，不至于底子掉了。
  我们那时候刨胡萝卜都是人工，用“除猪圈”的那种大叉，两个人一个畦，一个刨的，一个拧樱子的；刨的要把刨下来的带樱子的胡萝卜放好，摆成一行；拧樱子的不光拧樱子，还要按等级分出好中坏来。好的装一个袋子，中不溜的装一个袋子，坏的就不装了。
  打工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是人们还是乐此不疲。那么多人在地里干活，虽然大家刚刚认识，但是都没出永清县，一打听哪村哪村的，都说得出亲戚朋友的名字，还有的是拐弯儿亲戚，当场就叫上了，于是干着活儿，说着话，越干越上劲。
  也有老板不喜欢说话的。那次给一家刨萝卜，老板是个五十左右的女人。我们村的李大伯说话大嗓门，又爱说，没说几句，老板就不干了，她看着李大伯不冷不热地说：“别老说话了，是听你说话呀还是干活呀？”李大伯的脸立刻沉下来，他显得很认真地问：“呦呵，你们这干活儿还不让说话呀？”那女人就说：“说话耽误干活。”李大伯马上说：“那我明天就不来了。”
  李大伯的脸阴了一天，第二天真没去。
  也有会用人的主，他们管饭，还给弄四个菜，还让男人们喝酒，显得很客气。像这样的老板人们都喜欢。俗话说：两好并一好。人们吃饱喝足，到地里干的更欢，都私下里说，人家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我们不能亏了人家。
  也有烦恼和生气的时候。比如那次给一家刨胡萝卜，那家的萝卜畦有大有小，有窄有宽。心眼多的抢先就把大叉“叉”到了自己挑好的畦埂上，给我和爱人剩下一个大宽畦，无论我们怎么使劲儿干也追不上她们，甚至拉下了一半。而她们又说又笑，干一会儿就直起腰，回头望着我们，好像成心在看我俩的哈哈笑。我那天真地生气了，我说：“咱不干了，回家，刨了的白刨。”爱人说：“生那气干啥？主家看得见。咱们这有袋子管着呢！话是这样说，但脸上挂不住，我打工最怕落在别人后边，让主家以为我们“偷懒”了，因此我从来不坐着干，总是单腿打跪，眼到手到，刀子啪啪地削着萝卜樱，两手紧忙活着。这次我都干得满头大汗了还是落在了后边，心里气得呼呼的。
  老板们也不愿意得罪人，她们打圆场说：“刨完了的接应一下没刨完的，都弄完了咱就该装车了”。最后总算有一个小伙子过来帮我们，而那几个女人只是在一边磨磨蹭蹭地说着话，抠着自己鞋底子上的泥。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摔了跤，膝盖都摔破了，我很委屈地对老公说：“明天不去了，省得挨欺负”。谁知睡了一宿觉，就把那份委屈忘了。老公一起来，我也跟着爬起来了，我说：“我还去。我还想挣那50去。舍不得钱呀！”想想那50块钱可以买一袋白面，可以买两箱子方便面，可以给孩子买身过年的新衣服，于是，就不在乎什么苦累和委屈了。
  那一年我和老公刨了半个月的胡萝卜，挣了一千多块，相当于三千多斤棒子钱，日子明显地松快许多。后来几年，老公出去当小工了，我就跟着街坊四邻的婶子们嫂子们一块出去打工，拾棉花、割芫荽、拣塑料等，啥活儿都没少干。因此，那些打工的日子现在都成了我最难忘的回忆……
     永清县 刘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