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近期采访了多个省份的农村教学点。这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学校，在生源不断衰减中选择了坚守。留守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大同小异，但每所学校都有一段属于自己、或暖心或无奈的故事。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这些故事所折射出的问题，发人深省。

留守学校，在国旗飘扬的地方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站在县城举目四望，绵延的青山深处隐藏着无数村落，居住分散，山道难行。当地人告诉记者：无论村落多偏僻，只要山沟沟里看得到飘扬的国旗，就一定有村小。全县171所村小“镶嵌”在山沟、山腰乃至山顶，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张冲乡黄畈村，按照山腰上一面国旗的指引，穿过层层的茶园梯田和农家，记者来到沿河小学教学点。

　　一方空地作操场，摆着乒乓球台;五间平房作教室、餐厅、厨房、厕所以及办公室，若不是国旗以及围墙上的标语，旁人很难相信这个比普通农家大不了多少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拥有29年历史的老校。学校唯一的老师徐翠云告诉记者，学校的老校址在山上，面积大也很气派，如今学生少了，学校就搬到山腰，把曾经的操场改成了教学点。

　　上午10点，二年级的数学课，教室里6张书桌、6个孩子，他们是这里的全部学生。

　　“一公里是多远?”徐翠云问前排的4名学生。

　　“老师，我家到学校是一公里。”学生们抢着发言。另外两个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课被安排在第二天，此时正在安静地看书写字。

　　11点上完课后，徐翠云来不及休息，直接奔进厨房，洗干净自家菜园种的菜，为中午留在学校的孩子准备午饭。沿河小学的6名学生中，最小的5岁，最大的9岁，都住在附近的山沟里，父母均在外地打工。

　　村小不仅是学校，也是留守儿童的另一个家。五间瓦房让沿河小学的孩子们“居有定所”。相比之下，朱国军和他的14个学生则没那么幸运。

　　朱国军是湖南慈利县金岩乡刘坪教学点唯一的教师。每周一早晨，他都会认认真真带着学校仅剩的十几个学生，在一根木棍做成的“旗杆”前，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没有音乐伴奏，14个孩子，仰着头跟着老师清唱国歌。这是刘坪一道独特的风景。

　　刘坪教学点的校舍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不久前，这里被鉴定为D级危房。如今，朱国军不得不带着14个孩子，租用一户农民的房子作为临时课堂和宿舍。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旗杆”孤零零地伫立着，仿佛和老师、孩子们一样，在无声地盼望着遥遥无期的新校舍。

　　农村教育仍是 “一个都不能少”的命题

　　缺老师、少学生，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校舍，这是很多农村教学点的真实写照。复式教学、全科任职、身兼数职、收入微薄对于教学点的教师而言亦是常态。即便如此，接受采访的教师也一致认为，村小必须坚守。一位老师说：“有人嫌学校条件差、老师年龄大，但在农村，没有这些‘麻雀学校’，娃娃们的求学路会更加艰难。”

　　事实上，“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教师的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乡土社会的需要。如今，村小的逐渐衰落，加上人口流动、城镇化推进等因素，在瓦解传统农村社会的同时，也使得生源自下而上流动，进而促成了当前“村空、乡弱、城满”的教育格局：农村学校发展陷入停滞，而在生源密集流入的地方，大班额、巨型校愈发常见，寄宿、陪读等也不断加重着农村孩子上学的负担。

　　在宁夏原州区东岳小学，学生人数已经从2009年的421人，增加到今年春季开学时的1105人，其中98%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13岁的杨杨是东岳小学六年级二班班长，在他二年级时，全家从原州区张易镇搬迁到城里。杨杨的母亲柳丽霞去年做了胆结石手术后至今仍在家静养。17岁的哥哥辍学打工，但仍旧入不敷出。父亲杨富强工作十分不稳定，家里每月支出在1600元左右，但杨富强今年3月却一天工也没打上，4月也就上了六七天工，就算好好干，一个月下来也挣不到3000元。

　　“生源向上流动，陪读家庭增多，不仅提高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成本，也给当地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说，在一个上百人的大班级，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在记者采访的贵州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六盘水市，中小学大班额现象十分普遍。在贵州省威宁四中，设计容纳45至50人的教室，有的已经坐了100多个学生。记者采访时看到，这些教室桌椅从讲台前一直排到后墙根，每排之间仅相隔30厘米左右，学生不得不笔挺地坐着。

　　拿什么留住乡村教师

　　2012年，国家全面叫停了对农村学校的盲目撤并，农村教学点数量也由2011年的6.7万个增加到2013年的8.2万个。数量虽然增加，但由于生源普遍较少，教学点生存状况依然堪忧。

　　邬志辉告诉记者，学校的公用经费由国家通过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定额拨付，与学生的数量成正比。“小学的规模只有超过120人，学校每年才有可能对自身有新的投入。”邬志辉说，一所规模为50人的小学，一年的公用经费只能勉强维持简单的日常开销，根本谈不上发展。

　　随着生源减少，教师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像徐翠云这样被迫全科授课的教师越来越多，不仅如此，新鲜血液的缺失，使得教师队伍日渐老化。在愈发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些教师已经很难适应教改的新要求。

　　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被摆上了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乡村教师吸引力有所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共下达综合奖补资金21.14亿元，有20个省份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平均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月352元，其中23%的实施地区平均标准在500元以上，最高补助标准达每月1400元，极大地调动了优秀教师留任和到任的积极性。

　　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如果月薪达到4000元时会有79.4%的师范生愿意去农村任教，月薪达到5000元时会有70.6%师范生克服困难到边远艰苦农村任教。显然，提高教师待遇，是吸引年轻教师下乡从教的最有效举措。

　　在提高待遇的同时，还要实行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倾斜的职称评定政策。邬志辉建议，应适时考虑中小学教师学历增长的实际，调高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分配比例，并对农村予以倾斜。同时可设立农村骨干校长、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教坛新秀津贴，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

　　除了待遇和发展空间，居住条件也是乡村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记者了解到，当前特岗教师和免费师范生都以女生为主，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居住条件不便，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些教师大多被安排在乡村中心小学或规模稍大的学校任教。

　　“能不能为他们解决周转房，能不能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婚姻难题，能不能促进教师间的关系和谐，能不能帮助解决教师子女升学问题，这些都将影响教师的去留。”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说。（采写：陈诺 袁汝婷 艾福梅 谢樱 李双溪 李春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