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房屋为何一震就塌

　　天灾难避，人祸可防。当下一次地震到来时，农房能否经得住考验？重建的农房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出殡当天，在妻子的遗体面前，包供同没说一句话，只是蹲在墙角，红着眼低头大口大口地抽烟。

　　包供同是甘肃岷县梅川镇永星村党支部书记，发生在2013年7月22日的岷县漳县6.6级地震共造成当地92人遇难，仅永星村就有26人，其中就有他的妻子。
　　“他们都是被害人的土坯房埋的。”包供同说，土坯墙、木门框拼接而成的土木结构房屋在当地最为多见。“都是村里的泥瓦匠和家里人自己修的，以后再不敢这么修了。”

　　“从地震到垮房，也就三四秒的样子”，四川省会理县黎溪镇一位乡镇干部回忆起2008年的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的场景依然惊心动魄。

　　“这里土质太差，土房子一晃就倒。”更要命的是，“土坯墙一倒下，就成了松散的泥土，房顶重物垮下一压，被埋者四周的泥土就填严实了，不像水泥板、柱子压住人后还有空间。被土房埋住的人，很多是窒息死的，根本来不及救。”

　　2015年4月20日，是芦山地震两周年祭。两年间，受灾群众走出悲痛，开始重建。然而，造成灾难的原因必须铭记，伤人的农房就是最值得反思的痛点。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的数据，“4·20”芦山地震中遇难的197人，全部是由农房倒塌造成的。地震中，农房损毁数量是城镇的3倍左右。

　　2014年云南鲁甸“8·03”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倒塌民房中，土坯房高达九成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夺命房”。这次6.5级的地震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超出预期。

　　对于西部地震频发地区，农房抗震是攸关百姓性命的大事。对于所有农村地区而言，农房建筑质量也直接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活质量。天灾难避，人祸可防。当下一次地震到来时，农房能否经得住考验？重建的农房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小震大破坏

　　因为自建农房抗震性能差，一些震级不高的地震，往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不小。2014年4月5日，川滇交界的云南省永善县发生5.3级地震，造成民房倒塌2498间，严重损坏13335间，一般损坏21456间，受伤32人。同年8月17日，永善县再发5.0级地震，造成民房倒塌76间、严重受损1213间、一般受损2013间，受伤20人。

　　公路上随处是滚落下来的石头，震中村子里有不少房子开裂，土坯房房顶的瓦片大量滑落……这是地震发生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震中永善县务基镇看到的场景。务基社区党委书记李显勇介绍，这两次地震中受损的基本上都是土坯房，该社区受损严重的有122户，基本受损的有479户。

　　而与农民自建的土坯房相比，正规修建的房子抗震性能明显提高。

　　梅川镇副镇长李晨星发现，距震中20余公里的县城街巷和政府主导修建的灾后重建房，几乎感受不到强震的发生。“县城有些老房子内部开裂，但从外观看都好好的”。而邻乡禾驮乡2012年因雹洪灾害损失惨重，“好多没来得及粉刷的灾后重建房连条裂纹都没有。数农村老百姓自己按土办法修的房子倒塌最多、伤亡最重。相比之下，农房不堪一击，谈不上抗震设防。”李晨星说。

　　鲁甸“8·03”地震发生后，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立专家组对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火德红镇李家山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云南省住建厅防震抗震处处长张明介绍，震害地理分布较为集中且分界明显，龙头山镇的老集镇和新集镇之间震害反差巨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龙头山镇看到，新、老集镇相连，可用龙泉中学旁的拱桥顺桥向延长作为分界线。老集镇顺缓坡而建，被三条冲沟分为三块，震害非常严重，基本没有发现完好或轻微破坏的建筑，新、旧房屋均未能幸免，严重破坏或倒塌的约占2/3，楼房底层整体坍塌或严重受损的情况很突出。但在相邻的新集镇，三层框架结构房屋虽然破坏严重，墙体开裂，但远不至于倒塌。

　　张明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自建的硬山搁檩式房屋破坏严重。这种房屋墙体以夯土为山墙，在山墙上搁置檩条，尽管节约材料，但容易在地震中被破坏，导致两端开间塌落。集镇中的一些房屋，虽然墙体材料改用红砖或小砌块，但仍然沿袭了这种结构形式，也造成了严重的震害。

　　云南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道贵介绍，“8·03”鲁甸地震人员伤亡大，主要原因是地震加速度高、人口密度大、房屋质量差，以及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这些因素导致人员伤亡大幅增加和财产巨大损失。“地震本来不伤人，伤人的是不抗震的房屋。”李道贵说。

　　“钢板焊的房子也不安全”

　　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地震、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我国地质灾害多发频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均在几十亿元以上，群死群伤事件时有发生。其中，西南和西北地区灾情较重，地震引发大量的地质灾害。农房选址不科学、抗震性能不高，与地震触发的地质灾害作用相叠加，造成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2013年7月，四川省都江堰中兴镇发生特大泥石流地质灾害，造成44人死亡、117人失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乔建平说，在汶川地震发生前，成都附近几乎没有发生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而在地震破坏地质条件之后，成都周边也成为地质灾害的高发地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杜受祜说，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灾区斜坡岩土体松动、地质环境恶化。可以预见，汶川地震、芦山地震叠加影响下，未来几年，四川地质灾害将继续呈现出多发、频发、重发态势。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连举介绍，云南大多数地方的山区是不安全的，比如陡坡、沟口等都是危险区，易发地质灾害区占山区面积的80%左右。很多自然形成的村落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地势陡峭，“猴子上去都要栽跟头”，难以治理、预防。

　　因为缺少平敞地，不少农房紧贴山体，地震一旦引发滑坡，房屋顷刻间即被奔袭而下的黄土掩埋。在岷漳地震另一重灾村永光村，村主任宋彩清告诉记者，“村里有户人家的房子被冲下来的滑坡体整个吹走了，一家人都没出来”，宋彩清叹口气，“但没吹走的还得在那住，不然往哪搬呢？”

　　云南省防灾研究所所长张建国说：“地震等自然灾害对次生灾害起到触发作用。在地震断裂带，即便老百姓富裕了，房子盖好了，甚至用厚钢板把房子焊接起来，也不意味着能脱离危险，整村被埋的情况仍然有可能发生。”

　　然而现实是，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危及的群众难以搬迁，要么找不到搬迁的地方，要么搬远了不方便开展生产。

　　云南省永善县莲峰镇和平村杉树一、二组的滑坡隐患危及112户460多人，只有在5公里外的其他村小组才能找到平缓安全的宅基地。如果组织实施搬迁，群众每天都要下坡、上坡爬10公里从事生产活动，造成了生产生活上的极大不便。因此，这112户老百姓说什么也不愿搬。

　　“灾贫”交织与建房“两难”

　　采访中，多位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地震频发地多是地理条件、生存环境恶劣的灾害多发区，大都山峰壁立、沟壑狭仄，同时灾贫伴生、民贫屋陋。这些地区农村建房普遍存在“两难”。

　　一是选址难。张建国用两句话形象描述鲁甸地震的重灾区——“本来就不适合人类生存”、“找一块巴掌大的平地都非常困难”。地震多发、地质灾害频繁的地区，大都环境促狭，立地条件差，但农民建房考虑产业等因素，往往不得不被动选择承担风险。“因为实在无处可去，没地方搬”，张建国说。

　　甘肃岷县禾驮乡党委书记刘树明无奈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找不到集中安置的开阔地，地震后农户都在房前屋后分散安置。重建选址则更犯愁，“比如随固村，2012年住河边的遭洪灾，2013年住山脚的遇地震”，刘树明说，禾驮一些受灾户的房屋旧址已经出现严重的山体滑坡，另辟新址十分困难。

　　二是筹资难。在地震多发的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份，灾害往往与贫困问题交织伴生。云南省巧家县住建部门一位干部说，需要房屋修缮的贫困户本身筹资困难，而补助资金又往往存在“配套门槛”。“农户在实施项目中自筹的部分往往超过项目总成本的2/3，所以很多贫困户明知自己住房有危险，但经济上无法承担，也不敢上项目。”

　　永善县住建局副局长龚顺秋算了一笔账：“像永善这样的县，盖50平方米的房子，一层需要6万元左右，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按三个标准核准，深度贫困户2.81万元，中度贫困户1.4万元，一般贫困户1.02万元。这个政策执行下来，五保户、残疾户等深度贫困户、吃低保的中度贫困户不敢要，一般户也建不了。”

　　龚顺秋说，要建成一个基本能够安身保命的场所，每户资金补助标准起码应当在3万元左右，不足部分再整合其他项目资金和政府贴息贷款。

　　一些受访干部坦言，每年分配给地方的危旧房改造任务，有些并未用在“刀刃上”。少数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把资金补贴给自筹能力强、经济条件好的群众，反而忽略了更有需求，自筹能力却很弱的群体。甘肃一位曾在县区挂职的干部直言：“资金分配本应是‘雪中送炭’，在少数地方却成了‘锦上添花’。这样的隐性违规，已经成为补贴资金使用中的潜规则。”

　　上述干部表示，基层也有难言的苦衷：“如果那些资金给了自筹能力差的群众，根本不够修房子，也就完不成上级分解的任务。要知道，今年完不成任务，明年的指标就没保障了。”

　　能否走出大山

　　对于农村群众来说，翻修、新建房屋是一生中的大事，让百姓修建的房子更安全牢固，群众得以安居，是基层干部的共同心愿。在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一些基层干部发现，在地质灾害隐患区，有条件的农村群众已经开始自主移民，其中甚至不乏整村搬迁的意愿。

　　在“8·03”鲁甸地震中，鲁甸县龙头山镇甘家寨社几乎整村被埋，55人遇难。在安置点，原社长张元山经常和村民聚在一起商讨今后怎么办。张元山告诉记者，他们讨论最多的都是从危险的地方搬出去，尽快恢复重建。“大家都希望走出大山，找个平坦的地方把房子盖起来。该打工的出去打工，还种地的留在家里种地。”张元山对记者说。

　　“虽说故土难离，但农民自发异地搬迁的趋势说明，只要具备更适宜生存的条件和一定的产业基础，农民哪怕舍不得，还是会选择搬离。”甘肃省东乡县住建局副局长周世荣说。

　　除去选址，资金更是群众难解的燃眉之苦。甘肃省岷县住建局副局长陈朝霞认为，对于农村危房等有限的补助资金，国家分地区推行差异化的补贴方式更为合理。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房改造应由财政出‘大头’，政府主导，全面推进，彻底解决农民因为筹资自降设防标准的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性补贴可以降低一些，主要由住建、地震等部门提供公益性服务，还可以采取政策诱导和优惠金融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有序推动农房抗震设防建设。”陈朝霞说。

　　甘肃省古浪县一位干部表示，现在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危房改造等都有对农房进行重建修缮的部分，但项目却不敢随意整合、打包使用。“项目整合了，审计关就过不去了。但不整合，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救命钱就这样撒了胡椒面，最终过不了灾害关。”

　　基层干部认为，国家应允许和鼓励在县域范围内对项目进行有机结合，由一个部门牵头，统一设计，统一规划，按标准逐年推进，“一步到位，帮贫困群众建一院安全房。”

　　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表示，让群众安居要把农房改造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根据山区、丘陵、平原的不同地形地貌，根据不同地区农民群众的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合理选择户型。“尤其不能因为新建摧毁当地的风貌和传统。要让农民住得安心，也住得情愿，安居才能乐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吉哲鹏吴瑞江毅王博关俏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