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制度的基础总是一组关于产权的法律规定。产权不但提供了影响经济绩效的行为的激励，而且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产权包括对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问题的根源是，中国加速的城市化发生在农地转让权被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产权的残缺就避免不了人们争相攫取利益的局面。小产权房的出现，正是人们攫取这一利益的结果——农民从中获得了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投资者获取了投资利益，购房者获取了比商品房廉价的房屋，当然，也包括管制带来的官员寻租行为。
经过多方比较，2011年7月，南雄市主田镇溪洞村村民张化春在该市郊区预订了一套面积为108平方米的房屋，并向开始商交付了7万元押金。张化春没想到的是，4个月后，这栋位于雄州街道郊区村第五村民小组的小产权房刚建到4楼，被就被当地城管强行拆除。房子被拆后，他与其他40多户已交购房押金的村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见12月7日《南方农村报》）。
房子被拆、押金无着，张华春等40余位村民的遭遇令人惋惜。南雄市的运动式整治虽然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是，却无法叫停小产权房的建设，"在2年前拆掉的违章建筑旧址旁，新的小产权房正在拔地而起。"小产权房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的、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居民销售的住宅，与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大产权房——商品房相对应。
翻看中国的法律后你就会明白，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地方政府享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集体地农用时，农民拥有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一旦转为非农用地，承包户的农地转让权就不再得到法律的承认。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城镇化正加速推进。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0058平方公里，分别比1995年、2000年、2005年增长了2.12倍、78.5%、23.2%.这些扩大的城区土地，正是减少了的农村集体土地。
集体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以土地国有化为前提。不仅如此，现行法律在确认政府征用农地权利的同时，也确认政府可以向市场出售所征收农地的使用权。一方面，政府征地补偿根据被征农地原农业途的收益来决定；另一方面，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时，却可以根据市场原则来定价。在一个城市化严重不足、正在经历急速发展的经济里，一幅土地从农业用途转为城市建设用途，市值的增加往往不止十倍。
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北京市主要农产品产量为706.3斤/亩，当年国家最低收购价格为0.87元/斤，每亩农地平均年产值为607.4元，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为1822.2元。假设征收农地50亩，补偿倍数按照最高值10倍计算，土地补偿费约为91.1万元，安置补助费约为260.3万元，再加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全部征地补偿费用不足400万元。而此50亩农村土地经过一级开发后的政府出让价格，最高为24437.9万元，最低的是8630.4万元，分别是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61.1倍、21.6倍。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制度的基础总是一组关于产权的法律规定。产权不但提供了影响经济绩效的行为的激励，而且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产权包括对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问题的根源是，中国加速的城市化发生在农地转让权被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产权的残缺就避免不了人们争相攫取利益的局面。小产权房的出现，正是人们攫取这一利益的结果——农民从中获得了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投资者获取了投资利益，购房者获取了比商品房廉价的房屋，当然，也包括管制带来的官员寻租行为。
一直以来，国家都在严厉打击小产权房，但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小产权房屡禁不止。著名房地产商任志强曾引用REICO工作室的数据称，1995-2010年间全国小产权房建筑面积累计约7.6亿平方米，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总量的8%.据不完全统计，作为可能最大的小产权房市场，北京的小产权房约占去楼盘总量的20%；而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2日，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总量为37.94万栋，占全市建筑物总量的55.93%.要彻底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就要取消对农地转让权的限制，确切地说是要承认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完全转让权，包括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里关于农户土地转让权的界定，没有在农业与非农业用地之间设置不能逾越的障碍。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些都是土地制度改革的良好信号，亦为在农地自由流转的基础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