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次婚姻：挑来挑去，找个了二婚的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爷爷弟兄7个，父辈弟兄十几个。我们这个家族在村子里曾经是个望族，人丁兴旺、子孝妻贤，十里八乡都很有名。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父辈们也都分家另过了。我们这一支由奶奶当家。

　　甭看奶奶是个妇道人家，但说话办事很利索，古道热肠，把整个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奶奶对钱财看得很淡，总是跟我们说：“钱财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千万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不然人就低贱了。”所以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亲朋好友，谁家有了困难，她都热心帮助，奶奶在村里声望很高。

　　我的母亲贤惠孝顺，心灵手巧。奶奶、母亲对我们兄妹4人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方面。

　　在她俩的管教和影响下，我7岁起便帮着大人看孩子、干家务，14岁便会裁剪、缝补、绣花，女工活儿样样都拿得起。至今想起来，我还特别感谢奶奶、母亲，是她们给我树立了生活的榜样，给了我生存的本钱，同时也造就了我坚强不屈的品格。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这一生虽然命运坎坷，婚姻屡遭不幸，但我坚持不放弃，认为幸福肯定在前方。

　　受奶奶的影响，我干什么都争强好胜，总想比别人强，在婚姻问题上更是有自己的主意。一般老实巴交种地的我看不上，当时一门心思梦想嫁个干公家事、能挣钱、人又长得体面的。

　　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农村的生活更是困苦，我想找的那种人，人家城里姑娘也想找，哪轮得上咱这个农村丫头啊！

　　到了婚嫁年龄，说媒的不少，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总没有合适的。一来二去，年龄大了。十里八乡的媒婆都说，崔家这个丫头不简单，一般人看来是配不上她了。

　　转眼间，我已经22岁了。在那个年代，22岁还没有出嫁，算是老姑娘了。父母都很着急，希望早点把我嫁出去，省的总让村里人说闲话。22岁那年，有人给我介绍了赵县西湘洋村的周芳臣，当时他在高邑医院当会计，妻子去世了，留下一双儿女，比我大一轮，已经34岁了。

　　当时我听了媒人介绍后，觉得除了是个二婚，带孩子以外，别的都符合我的要求。见就见吧。见面后，他给我的印象还不错，高高大大的，说话轻声细语，一看就是个公家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他人品也不错。一是自己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父母催得紧；二是挑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到合适的，自己的心气儿也不那么高了。当后娘就当后娘吧，于是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结婚后，因为工作调动，周芳臣来到了石家庄，我也跟着他到了城里。其实这也算满足了自己从小的一个愿望，离开那一亩三分地，不再跟土坷拉打交道了。

　　对于婚后的生活，我很满足。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悉心照顾，没多久，两个孩子便开始喊娘了。

　　1960年，我自己的女儿也降生了，取名素绢，哥哥姐姐都很疼爱这个妹妹。

　　然而，好景不长，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政治运动多，论出身、讲成分。而芳臣是地主出身，每次运动都是挨批斗的对象。为了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俩一合计，都不在城里干了，回家当农民，修理地球去。

　　可老天难遂人愿。平静了没几天，“四清”运动来了，芳臣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四类分子”成了牛鬼蛇神，成天游街、挨批斗、扫大街，不被当人看。芳臣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摧残。

　　当时日子别提多难了，可再难，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算是福啊。天有不测风云，1970年代初，芳臣得了不治之症，捱了4年后，1974年便撒手离世，把沉重的家庭重担交给了我一个人。

　　本想拉扯着3个孩子好好过日子，这一辈子就这样算了。可让人心酸的是，儿子没主见，经常听信别人的挑拨，三天两头跟我找茬闹事。我一出门，他就锁门不让我进；我晒被子，他就抱走不给我。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

　　日夜煎熬中，我们母女相依为命，不知何时是个头。

 

二、二次婚姻：苦中有甜，最终还是苦

　　父亲知道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隔三岔五地便来看望我们娘儿俩。后来见我们实在是难，实在是没法继续再在这个家待下去了，就劝我再向前走一步。

　　1976年，通过别人介绍，我嫁给了姚家庄村的姚英周。他小我一岁，在赵县中学化工厂上班，早年离婚，一个人过。

　　英周人不错，对待我和女儿都很用心。我和女儿算是重新有了家。平时英周上班，我在队里干活。女儿不愿增加家里的负担，小学毕业后就放弃自己喜爱的学业，帮我料理家务。

　　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赶集上会，卖起了小百货。虽起早贪黑，苦点儿、累点儿，但零花钱不用愁了，心里也踏实，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后来，女儿嫁到了本村，女婿懂事能干，和我们一起过。之后有了外孙女、外孙，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2年的正月初六，女婿开着三轮车带着他岳父去城里进货，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当时看着丈夫伤得并不严重，送到县医院检查治疗，因为当时正赶上过年，值班医生少，再加上当时县医院也没有CT等先进的检查设备。丈夫受的是内伤，没有检查出来，回家后第二天中午就过世了。

　　英周的突然离去对我打击很大。此后，我一蹶不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精神恍惚，也不盘算着过日子了，天天在麻将桌上麻醉自己。

　　两年下来，体质下降，百病缠身，成了药罐子。女儿多次劝解都无济于事，我依旧泡在麻将桌上，不寻思怎么过日子。女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能暗自落泪。

 

 

三、再次婚姻：万年找到了幸福，梦想成真

　　我身体不好，精神欠佳，村里有几个好姐妹了解我的情况，也知道是因为丧夫所致。都劝我再找个老伴儿，向前走一步也许会好起来。

　　我心里犹犹豫豫的，不敢下这个决心，一是咱已经是二婚了，再向前走，女儿、女婿是不是答应；二是谁知道下一步就能找个好的。但回过头来想一想，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我的精神、身体早晚得垮了，全家人都会被我拖累。

　　思虑再三，和女儿、女婿沟通了多次，自己终于下定了决心：再向前迈一步。1995年下半年，我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退休的局长，说人家怎样怎样好，妻子生病卧床十几年，端屎端尿地伺候，从不嫌弃；且为人正直，当官清廉……因为自己也60岁了，走这一步要慎重。四处托人打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我心里活泛了。

　　1996年，我到妹妹家小住，他们又向我提起这事儿，我便同意见面谈谈。但那时农村人思想保守，无法接受像我这个岁数的还再嫁的。我哥哥和姚英周的侄子们极力反对，向我兴师问罪，问我他们哪儿儿对我不好，认为我这样做是往他们脸上抹黑。吓得我连家也不敢回了，就住在了妹妹家。

　　之后，妹妹领着给我介绍的那个人来她家跟我见面。这个人60多岁，衣着朴素，言谈举止非常稳重，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文化人。通过交谈，我感觉这个人没有架子，实实在在，家里的事不包不瞒，介绍得一清二楚。

　　当场我俩就定了下来，他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长我3岁的国成。

　　1996年的腊月初八，我俩结了婚，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个家里，上有90岁的老母亲，下有刚出生不久的孙女。我洗衣做饭，上伺候老的，下管小的，成天忙忙碌碌。而我这个老伴儿，别看当了多半辈子干部，可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只爱好读书、看报、写文章、锻炼身体。我来到这个家后，清晨天不亮就陪老伴锻炼身体，回来后做饭，孝敬老的，照看小的，虽忙忙碌碌，但很有规律，再也没空儿进麻将场了。你说怪不怪，生活忙了，身上的病倒逐渐没了，晚上也不失眠了，身体一天天壮实起来。

　　进入新家后，要让前边的孩子们认可后妈、后奶奶、后姥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你必须得付出十二分的爱心、百倍的努力才行。闺女、外甥们来了，我都是先跟他们打招呼，忙着给他们倒水、拿吃的。如果不走了，便忙着做他们爱吃的饭菜；对于老人，只要住到我们家，我就精心伺候，从没有一丝怠慢。近百岁的人了，我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她老人家先承认了我这个儿媳妇。孩子们发现我对老人这么好，对他们也真亲，慢慢地也接受了我。娘家人见我生活得不错，也都逐渐解开了心里的疙瘩，逐渐也都和我来往了。 

　　那时，一切步入正轨，可我惟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手带大的外孙女、外孙的学业。按照我女儿一家当时的生活条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恐怕是不行。于是老伴儿提议让女儿素娟凭她一技之长，办个营业执照，到城里搞服装加工。女儿同意后，老伴儿跑前跑后帮忙给办营业执照、找地方。

　　没想到女儿的服装加工部开业后，还挺红火。多了这项收入，生活虽然还不太宽裕，但顺利地供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现在外孙女如了愿，当上一名外语教师，在城里安了家；外孙分配到石家庄机场工作。他们事业有成，了却了我的心愿，这里面也有老伴儿的一份心血和付出，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2000年，我和老伴儿搬回老家居住。回到老家，我们的生活清净且有规律。早晚坚持锻炼，年纪虽大，体格却不差。老伴儿每天不是看就是写；不是出去做报告，就是去开会；或者与几个爱好写作的老友坐在一起，沏上壶茶，谈诗论文，讲国际说国内，热热闹闹的。

　　来得最多的是纪发和玉田，隔三差五必到。每当他的诗文发表或者获奖，老伴儿的高兴劲儿没法形容，这是他的精神支柱。近几年，我和老伴儿都检查出糖尿病，老伴儿不吃药，管住嘴，迈开腿，食疗加锻炼，现在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体格好，精神头儿不减当年。可我呢？一是管不住嘴，二是锻炼缺乏恒心，三是活儿少了，手痒了，时不时地去打打麻将。这样一来，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去了咳嗽添了喘，有时老伴儿还得伺候我，真是后悔不听老伴儿的话。 

　　我这一生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生坎坷，真不容易。而我敢冲破世俗，在父亲、女儿支持下迈出两步，晚年找到了幸福，梦想成真，不然我早离开人世，沤成粪土了。

　　人生一世很短暂，追求幸福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