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锯病腿困境调查

　　“新农合”覆盖广但水平低 当地农民表示医疗费超过10万会考虑放弃治疗

近日为郑艳良提供免费治疗的保定市第二医院透露，经多位专家会诊，该院已确定初步治疗方案，或于本周为郑艳良进行双下肢手术。

在锯腿细节一次次呈现于媒体上时，当地政府迅速对其进行了救助，郑艳良被接到了医院免费治疗，专家会诊、官员探望、社会各界纷纷捐助。然而，事实是郑艳良从去年患病一直徘徊在绝望边缘，因贫困放弃了住院治疗，因而按规定无法使用新农合报销部分费用。患病后，夫妻二人都无法劳动赚钱，本来贫困的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

不可否认，以前郑艳良得到过政府救助，低保、二级残疾证书、大病医疗救助5000元及3000元贫困救助款。但对需数十万元治疗费用的郑艳良来说，这些“雪中送炭”的救助数量还不足以让其一家度过“寒冬”。

郑艳良锯腿的背后，是农民虚弱的医疗保障条件，近期有多起类似事件曝出，如郑州尿毒症男子在家里建起无菌室自己做透析，江苏泗阳瘫痪男子用菜刀砍掉5个溃烂脚趾，均是因承担不起高额治疗费用而选择自己“治病”。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家庭贫困的农民患了花费高昂的重病后，往往放弃治疗或选择省钱的“保守治疗”，“低水平、广覆盖”的新农合等保障措施暂时还无法彻底让农民无后顾之忧。

郑艳良与新农合

郑艳良夫妻将患病、锯腿经历一次次讲给蜂拥而来的记者，尽管他们的叙述越来越平淡，但不少细节每听一次仍令人心悸。

2012年正月初六，郑突然感觉臀部和腿剧烈疼痛，北京某大医院确诊为双下肢动脉血栓，“当时医生说，要治的话一次性交30万元押金，后续治疗估计要百万。”这把郑艳良和妻子吓住了，“我们全部积蓄就2万多元。”他和妻子商量后当场放弃，他们选择回家保守治疗。

所谓“保守治疗”也就是吃点止疼药忍着剧痛，郑艳良在自家东屋眼看着腿逐渐变黑、溃烂，严重时流脓流水，肉里长了很多蛆。郑艳良疼得日夜嚎叫，四邻惊恐，妻子沈忠红一度感觉丈夫快不行了，悄悄备好了寿衣。

当右腿溃烂成“空壳”后，郑艳良咬着痒痒挠，经过15分钟用钢锯、小刀将右腿锯下。锯掉腿后奇迹发生了，郑艳良身体明显好转，可他也成了“怪物”，很多人再也不敢走进他的院子，甚至亲戚和邻居都说连夜做噩梦，梦见他锯腿。

锯腿事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流传于村民口中，直到今年10月因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救助和捐款纷至沓来，郑的生活才得以扭转。

在郑艳良锯腿事件爆发后，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农民医疗保障，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简称“新农合”)和民政部门，“是什么逼迫农民自己锯掉病腿？新农合干什么去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完全将郑艳良锯腿归责于新农合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新农合还不足以令重病患者无顾虑治病。

距保定市东近20公里的东臧村是个不富裕的农业村，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村民最担心的大多是患上大病，一得大病全家都垮了。

尽管大部分村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村民认为新农合只能“保小病，大病不敢指望”，“大病要去大医院治，医院等级越高报销比例就越低，比如到北京的大医院，报销比例才45%，而且大病封顶报销9万。”村民说，很多大病花几十万元，承担不起。

郑艳良从2007年至今都参加新农合，他曾两次因患阑尾疾病住院，根据该县卫生局打印出的报销单，两次共花2128.07元，最后报销1492.63元。此外，郑艳良夫妻的新农合本子上也显示，2009年至2013年他们在本村东臧医院、村卫生室等有多笔看病的报销记录。

显然郑艳良夫妻对新农合并不陌生，但去年郑艳良患重病时并未住院治疗，“在北京住院报销比例45%，我们要自己承担20多万元，30万元是要马上交的。”郑艳良说自己一年才收入一两万元。

从北京返家后，郑艳良也没住进保定当地医院，仅拿些药维持，但只拿药不治疗不能享受新农合的报销政策。

“他这个人脾气有点倔。”郑艳良妻子和一些村民都这样说。只读了小学的郑艳良以前靠干重体力活挣钱，日子过得一般，旧房子多处漏雨，“医生都判我死刑了，我也绝望了，一咬牙就回家了”。村民说，如果没有郑艳良的倔劲儿，一般人下不了手锯自己的腿。

　不愁小病愁大病

清苑县卫生局新农合管理中心的资料显示，该县从2007年开始推行新农合，那一年农民只需交10元钱即可参合。今年新农合标准是340元/人，其中财政补助280元，农民只需缴60元。今年东臧村的2604人中有79%参加了新农合，“不参加的一些人包括新生儿和外出打工就业人员等。”东臧村村干部介绍，一些新生儿能随参合父母享受新农合待遇，还有不少人长年在外打工就业，其工作的单位有医保或商业保险。 

北青报记者对东臧村十多名村民采访，大部分村民认为花费上万元算较大负担，花费5万至10万的重病大部分会选择省钱的治疗方式，对于花费10万元以上的重病大部分表示无法承担，会考虑放弃治疗。

45岁的魏建房宽肩厚背，看起来很健壮，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解开腰带露出左右胯骨处长长的手术刀口。2008年他患了股骨头坏死，在此之前他整日开着拖拉机拉砖跑运输，身体“杠杠的”。

手术是在保定市内一家医院做的，当时医生给魏建房两个方案：花5万元置换关节或者花2万多元手术清理坏死骨头，“我选择了后一种”。手术后，魏建房能下地走路，但无法久立、干重活，只能摆摊卖水果，“我一年才赚2万多元，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只能选便宜的，如果有钱或者新农合报销比例再高些，我就置换关节，那我的生活质量会更高。”魏建房说，因为2008年新农合报销比例还较低，2万多元只报了3000多元。

“郑艳良的事我感同身受，农民看病会计算，遇到重病就会打退堂鼓，四五万元就是我的生死线，如果将来我的病加重了，我可能也会和郑艳良一样放弃治疗，瘫痪在家等死。”

魏建房担心病情恶化，更担心将来没有保障，新农合显然不能让他放心。“关键是报销比例，县级医院看不了大病，只能去省市一级医院，甚至去北京大医院，很多药也报销不了。”他说，除了承担一多半手术费用，媳妇为照顾他也没法干活，两个人一年多没挣钱，家庭陷入困境。

但是对于村民的小病小痛，新农合还是实惠的。东臧村副书记郑金友介绍，今年3月他因肠息肉在保定市252医院做微创手术，总共花费1.7万元，出院结算当场即报，尽管一些材料费、药费不在报销范围内，最后还是报了5000多元。“如没有新农合，这5000多元得我自己掏，这样一算，一年缴60块钱还是合算的”。

65岁的村支书段兰申也表示，“村民在本村东臧医院输液十多天，自己才掏100多元，85%都由新农合报销了，确实得了实惠。”

目前，保定当地医院基本都实现对新农合患者出院即报，由医院垫付资金，保证患者出院时即可拿到补偿金。

据河北媒体报道，目前保定市共有831.98万农民参合，参合率达98.05%。清苑县卫生局王银龙副局长认为，新农合主要特点是“低水平广覆盖”，虽达不到城镇职工医保的成熟度和报销比例，但能保证没有空白村，该县266个村都参合了。 

根据该县新农合规定，根据清苑县新农合的政策，乡一级定点医院起付线100元，补偿比85%，县级医院起付线300元，补偿比75%，市级医院起付线1000元，补偿比65%，省级医院起付线1500元，补偿比55%，省外三级及以上医院起付线4000元，补偿比45%。封顶线是9万元，也就是不管什么病、在什么等级医院治疗，年度报销额最高不超9万元。

王副局长表示，除了新农合的基本报销和特殊大病保障外，患病的贫困农民还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新农合遇到的困难

事实上，新农合的政策也在逐年调整。目前，主管新农合的卫生部已经将新农合的大病保障病种增加到20种，且补偿水平不低于70%。保定市卫生局信息显示，从今年1月开始，包括肺癌、食道癌、胃癌、急性心肌梗死等20类重大疾病的新农合患者救治补偿在保定市全面铺开，补偿方法包括定额付费、最高限额付费和项目付费。其中0-14岁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最高补偿金额达15万元。 

但北青报记者采访的村民认为，20种大病毕竟只是一小部分疾病，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所患的病就正好在这些范围内，比如郑艳良、魏建房所患的疾病，都不在20种大病范围之内。“都是得病，最后有人能报销，有人不能报，这就不公平了。”村民说，有的病并非重病，但却需要长期花钱治疗，总的费用不少于重病，但如果仅是拿药报销不了。

除了大病保障，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去年8月公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要针对“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减轻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大病负担。其中大病保险一块，将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

不过目前大病保险尚没有全面推开，河北省大病保险试点在今年7月刚刚启动，根据媒体报道在石家庄的试点情况，新农合大病保险报销最高支付比例可达到80%，最高保障16万元。

由此看来，由卫生部主管的新农合制度尚在快速发展和变革中，只是，新农合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断提高报销比例吗？如果参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速度，那答案将是暧昧的。事实上，郑艳良的遭遇反映的并非是新农合的暗面，而是医院治疗费用畸高的暗面。以郑所患的“动脉血栓”为例，北京市的“某大医院”为其估出30万元的治疗费用，百万元的后续费用——事实上，这笔费用即使城镇家庭也难以支付。所以，郑艳良的遭遇就不再是新农合的问题，而是“看病贵”的问题了。

如果从“看病贵”这个角度重新看待新农合，无论是新农合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者们就只有在“覆盖广”上做文章的余地，而无在“保大病”上下工夫的能力。就好像沙漠中的一瓶水，是让每个人喝一口好？还是让一个人喝个饱好？新农合路在何方？那要看“看病贵”这块拦路石怎样被搬开。

　光照不到的地方

郑艳良住进了单间病房，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可以说改变了命运，然而与他相似的很多农民同样在疾病中煎熬，新农合的光辉照射不到。

在清苑县冉庄镇北马庄村，21岁的女孩靳佳佳被病痛折磨了21年，她从出生后第三天浑身就开始起疱溃烂，脚趾、手指都粘连到了一起，身上找不到一块好皮肤。每晚换药，父亲要把结痂全部揭开，痛苦如同受酷刑。

10月16日下午，北青报记者见到靳佳佳时，她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沉默不语，双手手指粘连，不停挠着身上的溃烂处，她身高不到1.4米，体重只有20多公斤，全身大部分皮肤溃烂。

父亲靳龙伟说，曾到保定和北京的不少医院检查过，但都没查出病因，女儿不仅皮肤溃烂，呼吸道也溃烂，“有次女儿剧烈咳嗽，竟然咳出好大一块上皮来，着实把家人吓得够呛”。

靳龙伟说，自己只有四亩多地，一年的收入也就1万多元，为了给女儿看病借了20万元的外债。他拿出家庭新农合的册子说，2007年全家人都入了新农合，但因女儿一直没有住院治疗，只是开一些药方回家来抓药，从未享受过新农合的报销政策。“每年去石家庄的医院开药方，然后回保定抓药，一年花几千块钱，我们没钱也不敢住院”。

据新农合政策，只抓药不住院、不输液的患者是无法报销的，家人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将靳佳佳送入医院接受更好治疗和照顾。“对我家来说，新农合起不到作用。”靳龙伟说，他知道郑艳良一锯腿就获得了免费住院治疗的待遇，可是自己女儿的病同样凄惨，又有谁会关注呢？

虽然靳佳佳患病20多年，其痛苦程度不亚于郑艳良，但因没有住院治疗，靳佳佳无法享受新农合报销实惠，她的病也不在大病保障的范围内，除了办理了低保，靳佳佳未获得过任何形式救助。

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