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1914～1996)，保定市蠡县梁家庄人，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代表作《红旗谱》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梁斌从亲身经历中提炼素材和为专心写《红旗谱》3次辞官的故事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亲身经历奠定小说雏形
  　　1930年，梁斌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寒假回家参加了反“割头税”的斗争。蠡县农民有过年杀猪的习惯，猪肉一部分自食，一部分卖掉。国民政府巧立名目，杀猪收税，横征暴敛，农民忍无可忍。1931年1月15日，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王志远带领200余名农民上街游行示威，开展反“割头税”斗争。愤怒的群众砸了征税所，并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政府迫于压力免去当年的“割头税”。梁斌后来在《我的自述》中说：“这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我第一次见到世面。”此事成为《红旗谱》的一个素材。
  　　“九一八”事变后，保定二师学生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4月，国民党教育厅宣布解散二师，因病回家治疗的梁斌按党的指示返校，听到返校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消息，积极串联同学援助被包围的同学。7月6日，军警向爱国学生开始了血腥大屠杀，打死学生8名，重伤4名，逮捕50多名，并将4名被捕学生杀害，造成耸人听闻的“七·六惨案”。二师护校运动和“七·六惨案”对梁斌影响极深，他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1932年8月，梁斌家乡发生了著名的“高蠡暴动”，这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创建军队、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暴动最终被镇压，47人壮烈牺牲。“高蠡暴动”的经历和见闻对梁斌的生活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1933年他到北平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创作了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小说《夜之交流》，这部小说已具有了《红旗谱》的雏形。
 　　 1937年春梁斌回到蠡县，先后任蠡县救国会委员、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大队政委、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副书记等职。1948年，梁斌南下任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兼《襄阳日报》社社长。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让梁斌调武汉任新《武汉日报》社长。无论转战到哪里，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始终强烈刺激着梁斌的创作欲望，然而政务缠身，心不宁静，他决心辞去正局级官位，用手中的笔记录下那段历史。
3次辞官只为倾心创作
 　　 1953年，他向组织提出“回到北方去创作”的辞官要求。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田间听说梁斌这一想法，希望他能到讲习所工作，并告诉他这是一个闲差。梁斌非常高兴，立刻回信：“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由此，梁斌便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但当时许多领导都在讲习所讲课和办培训班，接待事务仍很繁重，梁斌再次提出请辞。他找到华北局组织部任领导的同学陈鹏，陈鹏说，到天津去吧，去当副市长，也可以同时搞创作嘛。梁斌不想做官，只想专心搞创作。见梁斌态度坚决，陈鹏说：“去吧！要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出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呀！高蠡暴动，二师‘七·六’惨案，血债累累呀！写上，写上，都写上！”说着，动了感情。梁斌说：“好！我一定把它写上，如果我写不好这部书，无颜见家乡父老……”
  　　经过3次辞官，梁斌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在省文联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专心致志进行创作。他列出人物表，设计了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拉出《红旗谱》的大致轮廓；他到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里。《红旗谱》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有生活原型，想到那些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战友和农民兄弟，梁斌常常潸然泪下甚至失声痛哭。这一时期，梁斌的创作欲和灵感达到高潮，他每天早晨3点起床，一天要写十来个钟头，早饭常顾不上吃。冬天，他常常因写得上劲而忘了给火炉添煤，冻得手脚发麻；夏天酷热难耐，汗水滴满稿纸，他把被单蘸上凉水，挂在屋中降温，用冷毛巾擦头、擦身，有时干脆把两脚没在桌下的冷水盆里……
完稿问世轰动整个文坛
　　1954年末，《红旗谱》草稿终于完成，随后梁斌又用两年多时间修改。1957年11月，33万字的小说《红旗谱》终于出版了。
 　《红旗谱》一问世就轰动了文坛，茅盾将《红旗谱》赞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为《红旗谱》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题写了书名。《红旗谱》先后印刷20多次，累计发行500多万册，并改编成同名话剧、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电影和电视剧，并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之后，《红旗谱》成为梁斌毕生的情结，他淡泊名利，含辛茹苦，几十年笔耕不辍。1963年，《红旗谱》三部曲的第二部《播火记》出版，1983年，第三部《烽火图》出版。
  保定市蠡县县委宣传部 刘东兴（根据史料整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