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向***转移将影响国内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如果数以亿计的农民一直窝在农村，中国则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文_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现在，中国又到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改革时刻。

　　2012年11月，我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南亚参加博鳌亚洲金融论坛。之后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召开的一个中资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30多岁的福建服装生产商的发言令我震惊。他说：“我现在想不赚钱都很难。”

　　随后他解释说在孟加拉办工厂有四大优势：一，因为孟加拉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欧美对它照顾，服装出口欧美是零关税；二，没有出口配额限制；三，工人工资每月700元，而在福建需要3000元；四，当地只交18%的所得税，其它什么税都没有。

　　和他的故事一样，知名品牌红豆衬衫的老板也将厂子搬到了柬埔寨。在国内生存困难，过去后立刻赚钱，因为当地工资每月只需付工人500元，在江苏省每月至少需付3000元。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面对日益高企的人工成本，宏观经济又不景气，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向越南、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已渐成为风气。而那些还没有转移的同类型企业，在国内却经常碰到招工难的问题。不要轻视这类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们都转移出去，中国将失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因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作，农民干不了。如果传统制造业和贸易加工企业转移走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就会窝在农村出不来。

　　这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可怕的结局是，它可能让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大约有110多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了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进入高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仅有十几个。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级别不断徘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做过一个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总结世界各国经验，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凡是能够进入高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一般具有三个条件：一，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二，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第二、第三产业；三，农民的人均收入赶上或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

　　2013年7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显示，2012年，全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5.29%，若按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平均为40%推算，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只有42.2%，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达2.0亿多。

　　中国距离70%城市化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大量农民窝在农村，小农经济不仅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将影响食品安全、农机产业化、土地集约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解决目前中国的农产品(000061,股吧)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必须发展现代化农业，建立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农产品要有自己的品牌，让新的经营主体对品牌负责任。

　　在这方面，法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曾去法国考察，上世纪70年代，法国还是一个农产品进口国。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法国现在是全球农产品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法国的经验是靠合作社和靠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又靠两项制度来保证，一，是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超市卖的东西，包装上必须注明原产地、公司名、电话，出现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到生产者。用这个办法约束生产者，让他对质量负责；二，质量标识制度。他们的产品分无公害、绿色、有机三大类，在包装上分别用红色、蓝色、绿色标识，其中绿色是最高档，是有机食品。这样做可以让消费者清清楚楚地知道产品级别。

　　法国80%的食品由合作社生产，每个合作社都创造自己的品牌。有了世界声誉后，子子孙孙就受益无穷。比如香槟酒是在法国一个名叫香槟的镇上生产的。成为世界品牌后，小镇每年控制产量，价格昂贵，子子孙孙赚大钱。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中国农民也意识到单干的低效问题。我在安徽小岗村调研发现，2012年底他们在村中整理了几千亩地，春节后正式发包，谁出的钱多就转包给谁。参加投票的还有当年主张土地分田到户在契约上按手印的农民。他们说，当年把土地分田到户是一场革命，现在不种地，让别人种也是一场革命。让别人种比自己种收入更高，效益更好。不种地，既可以在当地搞多种经营，也可以到城里打工，多挣一份钱。

　　当众多的几亩小田汇集成千亩大田时，现代化的大型农机装备就有了用武之地，农业现代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也水到渠成。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在前列的是黑龙江和新疆两省，这主要是因为黑龙江有许多国营农场，新疆有建设兵团。非国营农场的农民似乎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有一次我到齐齐哈尔克山县考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地一个村的党支部会议需要在大连市召开，原因是村子空了。村里的土地让农业合作社经营，通过大型农业机械耕种，合作社只需要一两户家庭就足够种好村里所有的田地。村里剩余劳动力全部跑到大连市搞水产品经营。因为村支书在大连市租了一个冷库，做水产品经营，带动了全村人。农业现代化的显著结果是，当村子空了，农村土地就释放出巨大潜力。

　　现在有中国土地紧张的说法，实际上土地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有22万平方公里，其中村庄建设用地就占17万平方公里。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村庄整治、新农村建设，可以节约村庄建设用地50%以上，因此全国可以节约1亿亩以上既可作为耕地，又可作建设用地的优质土地。

　　而对农村土地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改革，又将为快速提高农民收入创造一条捷径。

　　有人说拿宅基地、承包地作抵押，就会变成土地私有制度。其实，比照对国家资产的改革办法，给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赋予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确权颁证。所有权还是归集体，个人可以对宅基地、承包地等抵押、转让。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农民还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实践证明，也行之有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农村土地改革课题组有个统计表，他们在浙江嘉兴调研发现，嘉兴市原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8:1，通过土地确权办证，宅基地、承包地可以抵押、转让、流通后，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8:1。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如果按规律办事，上述改革顺利展开，到2022年，中国GDP和城乡人均收入就可实现双倍增长。届时人均收入将达到12000美元，正好达到世界银行公布的高等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分界线。

　　让农民成为市民不是在户口本上将农业前面添加一个“非”字就万事大吉。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其实最靠谱的是让他们在城市能顺利地就地实现长期就业。

　　除了那些正在对外转移的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等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户、服务业都是解决农民在城市就业的重要通道。

　　但是，目前他们都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亟需政府出台更多的利好政策，让融资环境、公平税负、科技资源等对他们更为有利。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第四季度之前，中国经济增速经历了长达11个季度的连续下降。虽然今年二季度7.5%的增速并不算低，但展望下半年，三驾马车中的两驾马车消费与出口均难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的困难也很难减少，为了活下来，有些企业转移出国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中国的决策层对企业的困难也能够感同身受。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最主要是资金的配置，因为资金流向哪里，人才、原料、机器设备就跟着流向哪里。改革金融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

　　（根据作者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