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日前说,他支持今年通过粮食价格上调来促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还说,农民工进城不会影响到农业产量。
对于牛副部长的前一种说法,笔者坚决支持；对牛副部长的第二种说法,笔者不敢赞同。记者在乡间采访发现,因为种粮比较效益过低,农民对于从土地里获得的种粮收入,越来越不看重。
这种不看重,并不表示农民不种粮了,但他们对种下的种子能带来的收益,不再斤斤计较。有些农民不在乎是否学会使用新的技术,一亩地增产100来斤带来的收益,也就是一天的打工收入。有些农民已经不太计较是否多施一遍肥、多打一遍药,施肥、打药带来的增产,有可能换不来工夫钱。
上面所说的“有些农民”,笔者在各地的采访中经常碰到。前年初春大旱,记者接到了采访抗旱的任务,可在某县山区转了一下午,也没有看到浇小麦的农民。当地农民说,旱了,地里庄稼收成减少,出去打工是最好的补救办法。种子下了地,不太计较能获得多少收成,笔者称这一选择和现象是“隐性抛荒”——地里虽然种着庄稼,但产量已经打了折扣。
“隐性抛荒”的另一种表现,是农业生产的从业者相当一部分不再是年轻力壮、富于尝试创新的年轻人。家里的地留给年纪已经不小的父母耕种。这些老年人在体力、新技术学习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都难以胜任粮食高产稳产的需求。当然,年轻人也没要求、指望年迈的父母能从土地里带来多大的收益。
当种粮收入难以让普通农民过上更富裕的日子时,当外出打工比留在家里种粮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收入时,当地里难觅年轻种田人的身影时,要说农业产量不会受到影响,也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对于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是否会影响到我国农业产量问题,牛盾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我们全国有70多所农业高校,每年培养出那么多的农业人才,他们会做专业化、职业化的农民。”农业现代化后,确实不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农民；但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否仅靠从全国70多所农业高校培养出来的农业人才就够了?这些农业人才变成“专业化、职业化的农民”后,是否就能撑起中国的粮食安全?笔者对此颇有些怀疑。
更让笔者怀疑的是,这些农业高校培养出来的农业人才,走出校门后,有多少人选择了从事农业?更不要说,他们中有多少人想做个职业农民了。
基于此,我们的农业产量,还得主要依靠现在的农民,而笔者所说的“隐性抛荒”问题,在动摇着这种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