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并未真正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是一种“浅层”城镇化。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下，我国目前6.7亿的城镇常住居民中，拥有城镇户口的仅有4.6亿。剩下的2亿主要都是农村移民。户籍限制使这些移民难以在心态和身份上完成从“城市过客”向“城市主人”的转变。据笔者估算，1991~2010年这20年中，共有约3.3亿农民进城。其中，进城时年龄在15~24岁的青年占到了三分之一；而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仅十分之一。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由于“老城镇化”已经越走越难，转向“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就十分必要。这里的“新”，必须落脚在让农村老人进城这一点上。这是决定我国城镇化前景的关键。

　　要让工作能力相对较弱的农村老人也能进城，在城市中提供服务就比创造就业更重要。要让农村移民能够充分享受城市的服务，融入到城市中去，“新型城镇化”才是“深层城镇化”，以下两项关键改革必不可少。

　　首先，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中对农村移民的歧视必须破除。这可以通过对户籍制度的大幅放松，或者让公共服务提供与户籍脱钩来实现。

　　其次，农村土地政策需要改革，消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建国以来，土地是我国农民的最后一道保障网，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土地也反过来制约了农村家庭向城市的转移。由于需要保住农村土地，农村居民一般不会举家迁移到城市，而会在农村留下一个根，往往是老人。这是过去几十年城镇化停留在“浅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要推进深层次的新型城镇化，一个必要条件是土地保障向其他社会保障形式的转化，让农民可以在放弃土地的同时，获取相应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这个过程最好通过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转让来进行。否则，有可能演变为对农民的又一轮掠夺，在拿走农村家庭土地之根的同时，也剥夺了农村居民的最后一道保障网，最终引发社会问题。

　　除了政策这个软环境，城市的硬件也需要跟上。由于更多的新移民应该会进到中小城镇，因此，提升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提升其承载能力就非常必要。另外，通过高速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将这些城镇与中心城市紧密地联接起来，也可以提升这些城镇的吸引力。

　　做到了这些，中国的城镇化才有望进入深层次的阶段，不至于因为农村老龄化而过早地减速并停滞。

　　新型城镇化的意味

　　展望未来，如果“新型城镇化”可以顺利推进，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以下五个相关的新趋势。

　　城镇化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更为彻底的城镇化。之前那些留在乡村的老人和儿童会在这个过程中随同青年人一起进入城市。这会在青壮年之外带来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令城镇化率的提升速度加快。

　　农民工工资的加速上升。这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所带来的结果，有没有“新型城镇化”都会出现。随着农村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成本、迁徙成本会越来越多地打入到农民工工资中，推高后者的涨幅。

　　农村家庭户数下降，有利土地集约度提升。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从8.1亿下降到了6.7亿。但同期，农村家庭的数目却从1.8亿上升到了2.1亿。二者走势的背离，一方面是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所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土地对农村家庭的束缚。随着新型城镇化带来大量留守老人进城，农村家庭户数将会开始下降。这将提升农村土地的集约度，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进。

　　中小城镇将取代中心城市，成为城镇化的主要方向。新型城镇化会带来城乡移民模式的改变。过去，农民进城主要是打工。未来，农村移民将会越来越多地以落户为目的。因此，中小城镇，尤其是那些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此类城市，将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推进方向。

　　产业将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城乡移民迁移模式的改变会引导产业空间布局随之而变。以落户为目标的农民工会更多进入距离老家较近的中西部中小城市。这会吸引那些现在布局在东部沿海中心城市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