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文

从小受到“劳动神圣”的教育。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表演唱。四个孩子分别扮演小熊、小狗、小兔和狐狸。狐狸挨个儿求那几位带他玩，可是他们就是不带他，因为他不爱劳动，是个懒惰的家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这样种下了劳动神圣的种子。

劳动神圣这一价值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自从社会走过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开始出现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社会中人形成了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劳动，一个阶级不劳动。有闲阶级是社会上层；劳动阶级是社会下层。上层阶级中人生活轻松悠闲；下层阶级中人终身辛苦劳作，仅得温饱。上层人剥削下层人的劳动；下层人供养上层人。社会的不平感日益深重，直到爆发阶级斗争，上层人被推翻，风光不再，所有人都要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下层人扬眉吐气，劳动因此成为神圣的价值。中国1950年代工人农民翻身得解放，打倒了地主资本家。中国从一个阶级社会发展为人人都劳动的社会。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物，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劳动神圣这一价值因此成为人类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价值，一面旗帜，它把不劳动者彻底搞臭了，极端时，就连脑力劳动也被搞臭了，劳动被定义为狭义的体力劳动。从19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臭老九”，好像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是被体力劳动者供养的，是社会的寄生虫，这是知识分子的原罪。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案才翻过来，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被承认为广义的劳动。从赫拉巴尔的小说可以看到，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荒诞的阶段，书籍被大量销毁，知识分子被派去干体力劳动。当然，现在苏东和中国一样，全都为脑力劳动平反了。从极端回归到正常的理智后，劳动神圣的价值仍旧是正面的主流的价值观。

除了否定脑力劳动之外，劳动神圣的价值走向极端和荒诞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就是王小波提到的他母亲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村出现的一种情况：村里世世代代都有的一百多头负重的驴子全都不见了，过去由驴干的活儿改由人来干，比如往山上送粪，过去是驴子拉车送，他在青虎山插队时是人用独轮车送。这是劳动神圣的价值走向极端的一个后果：人们用人的劳动取代畜力、风力和机械力。当时盛传的一段佳话是永贵大叔跟驴比劲儿，结果是永贵大叔赢了驴子。

正如王尔德有次说的：人类已经勤劳到犯傻的程度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以机械力取代人力为目标的，由于这些智慧的发明，那些粗重的活儿由机器去干了，人可以去做轻松的活儿，或者干脆不用干活儿，只是高高兴兴地享受人生就行了。德国一位学者经统计论证得出的一个惊人结论是：当代德国维持人们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只用三分之一的人力资源就可以完成，有三分之二的人“从幼儿园的年纪就可以退休了”。这三分之二的人怎么办？劳动神圣怎么办？

我能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很像）：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因为我们不能只让三分之一的人干活，三分之二的人不干活，纯粹享受生活，所以我们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样就满足了社会不分阶级人人都劳动而又人人都不太累这两个条件，比如每人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各类艺术休闲活动，画画，写诗，唱歌，跳舞，钓鱼，打麻将（尤其是中国人）。这样，劳动依然神圣，而人类也不会再勤劳到犯傻的程度了。

需要研究和开发的东西，无穷无尽，还怕人没事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