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稿

毛泽东主席用典(3)

----兼听则明，尽善理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功绩盖天无比，是大家都清楚的，并且被全世界推崇。他知识极其渊博，讲话、写文章经常“用典”，即用历史典故来说明、证明自己的观点。

      毛主席引用的典故，来源范围很广，有中外古代和近代的；有《史记》《老子》和三国、水浒等名著的；有名人名言和名事；有寓言和传说故事；有的是寥寥几个字，有的是整篇的文章，等等。

       作者把《毛泽东选集》第1至5卷中毛主席的“用典”，试作介绍，抛砖引玉，与大家交流；期望继承，学习借鉴，以帮助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1卷《矛盾论》，是毛主席1937年8月写的一部经典哲学论文，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文中载：“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这是毛主席批评一些同志“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局，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的“片面性”时所引用的。

探源释义

       毛主席引用的这句话，源自《资治通鉴.唐纪八》中，唐朝第2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徵的一段对话。

       《资治通鉴》，是宋朝的史学家司马光编纂、宋神宗作序并“奖之”的多达294卷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后世不可不读之书”。毛泽东主席自称曾17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编写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谓“史学两司马”。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隋唐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谥号“文贞”，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一。

   他竭诚辅佐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他向帝面陈谏议有50次，呈送奏疏11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病逝后，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出处如下：贞观二年(628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翻译成现代文是：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问魏徵：“统治者怎么能够做到清楚、明白？为何糊涂、昏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即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清楚、明白；‘偏信’，即只相信单方面的意见，就会糊涂、昏暗。”

   这就是说，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如果只相信单方面的意见，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毛主席多次谆谆教导全党做到“兼听”:早在1943年，毛主席就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向他们学习。”1955年说，“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他还说，“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必须养成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一切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成败实例

       “兼听”能尽善理政，“偏信”必失误乱纲。对于统治者来说，“兼听”才能天下大治，“偏信”必会天下大乱。历史上的实例太多啦。

       《资治通鉴.唐纪八》中，载有魏徵给李世民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兼听”而明的有，尧帝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兼听广纳，下情得上通，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明四目，达四聪，即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所以，共、鲧、欢兜不能蒙蔽他。

       “偏信”而暗的有，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污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

     毛主席绝对称得上是“明君”。把“兼听则明”运用到我党的工作中，一是，把紧密联系群众，作为党的路线来践行；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取得工作胜利的一个重要武器。

    他1964年说：“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要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主席曾经两次被骂，但光明磊落，宽大为怀，妥善加以处理，还起到了“兼听则明”和“言者无罪”“闻过则喜”的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大骂毛主席的人，是许世友。许不但骂，还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毙了他！”。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缴了许的枪，关押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放了许世友，还了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自己。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骂的原因。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还交成了知心朋友。使许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第二个骂毛主席的人是一个农家妇女。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她为什么骂他，咒他死？还骂共产党？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原来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惩罚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见提得好。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四个举措

       “兼听则明”，理政之善策，若真正践行，则需要从思想认识、自身胸怀修养、施政措施制度等方面修炼打造。

        1.思想上要去掉“傲气”，不能唯我独尊。若要做到“兼听则明”，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去掉“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傲气冲天根子。要学习、效仿如下两位伟人。

       毛主席1941年就告诫我们：“决不能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唐太宗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他曾对大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正因为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所以才鼓励臣僚极言规谏。  

   封建皇帝和伟大领袖均为“天子”“人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能够“屈尊”“兼听”，我们任何人能“独尊”？！

         2.对群众要去掉“骄气”，不能高人一等。 若要做到“兼听则明”，对群众，要去掉“高人一等”“唯我高明”的“骄气”。视群众真正的英雄、历史的创造者。如同毛主席1942年所说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而不能高人一等。毛主席说过，高高在上的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处事平等待人，人们才能有话给你说。统治者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群众才能“知无不言 ”。唐太宗是很好的例子。他为了让臣僚极言规谏，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每次听取谏言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诚恳。对于敢直言劝谏的人，不仅不加责罚，反而给予奖励。他虚心求谏，诚意纳谏，知过能改，使谏诤乏事蔚然成风，上自宰相，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所以，造就出“贞观之治”的清明政治和国家强盛。

        3.工作中要去掉“官气”，不能官势压人。若要做到“兼听则明”，在工作中，不能摆官谱、撒官气，以官、以权作威，处事靠群众、靠大家、靠理、靠法。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党的干部，也是“普通劳动者”。1944年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4.在党内要去掉“霸气”，不能家长自居。若要做到“兼听则明”，在党内，在党委班子内，坚决反对一言堂的家长作风，一定要实现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1945年说：鼓励别人提意见  不能“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一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1949年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发挥‘一班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