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县抗日政府县长马紫波

      马紫波（1897—1960 年），原名马金涛，后改名马涛，字紫波。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徐家庄乡松篱村人。他于抗日战争期间的1938 年，担任冀县(今冀州区)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也是冀县历史上唯一的一任抗日政府县长。因为，是年11月，冀县抗日政府就更改为冀县抗日民主政府了。

       他出身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富有家庭、官绅之家。据传，他家宅厅正堂案上供奉过皇清御封马太夫人黄缎红架圣旨一轴。

       其祖父马聘三，约为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间）人。在北京经营的“恒昌永缎庄”，是京城有名气的大店，在天津、济南及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冀县等处开设商号。随后，在北京珠宝市开办了“福聚”“万聚”两个炉房；在前门大街开了“公易永”银号，同时，在冀县设了“公易永”分号。

   其父亲马岩臣，民国初是冀县警察局局长。

       他兄弟3个，他为次。长兄金某，弟金盈。其妻子为农家妇女，仅有1子马树同。

生平简历

       马紫波虽然享年仅63岁，但是，一生却从事过教育、教育管理、行政等多种工作。

       他八岁入小学，十九岁县中毕业，二十岁（1917年）时考入北京大学，先攻读文学，后转哲学。

       他1922 年大学毕业后，在京兆尹公署教育科任科员、兼任京兆中等学校视察员、在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简称 “二师”）当教师。

       1925 年，他经同学何长海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是年返回老家冀县，任“六师”教育课。

       1926 年，他任冀县国民党党部委员。1928 年以后，出任国民党冀县政府教育局长、兼任监察委员、“六师”教务主任兼教育课教员、国民党冀县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县政府第四科科长。

      1938 年3月，他担任冀县第一任“战委会”主任；1938 年4月～～9月，担任冀县抗日政府县长。

      1939 年3 月以后，他去天津、济南、北京一带赋闲。

      1946 年以后，他在保定、北京的社会教育师范学校、我教育部、省教育厅、冀县省立师范工作。

      1958 年，因说了几句真心话，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解职回家，监督劳动，1960 年病逝。

      1979年，组织根据中发（1978年）55号文件精神，对他的右派分子予以复审改正。

思想进步

（担任县长前）

       马紫波早期的思想是进步的。

  20世纪初，他在北京大学时，受当时“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曾对胡适、杜威等人的进步思想顶礼膜拜。

       20年代，在他就任冀县教育局长时，曾保护过保定“二师”因闹学潮而被开除学籍并遭通缉的学生、共产党员李炼之和丁浩川2同志。先让他们2人在冀县北内漳当高小教员，待风声平静后，又推荐他们分别到县乡师和县立完小任教。李、丁2人在乡师和完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冀县革命的开拓者，是他2人发展的冀州最早中共党员，建立的冀州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但是，他俩的活动就被反动当局察觉后，只得被迫离县，马紫波也因“共党嫌疑”而遭检查。

积极抗战

（担任县长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紫波由于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抗日热情日渐高涨。

       1938 年2 月，以陈再道、李菁玉为首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到达南宫，旋即计划成立冀南军政委员会。马紫波以冀县上层进步人士身份，应邀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为军政委员会的成立起草了《章程》。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被杨秀峰、宋任穷二主任委任为冀县“战委会”主任。“战委会”全称是“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冀县委员会”，代行县政府职权；其主任代行政府县长职权。      

      他任“战委会”主任后，设在今冀州北漳淮乡西南王村办公。同年6月，冀南军政委员会召开各县县长或战委会主任联席会议，会中，杨秀峰、宋任穷及刘铁之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

       1938 年4月，在“战委会”基础上组建了冀县抗日政府。马紫波被任命为县长。

       他任冀县抗日政府县长后，县政府办公地点迁往县城。进城后，他聘请了“六师”进步毕业生包奉璋（包长年）当承审官，李晓岚任秘书。他安排县“战委会”由共产党派来的穆凌云同志任指导员，指导工作。

       他分工，“战委会”的工作主要是编发《抗战》小报，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县政府则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和发行冀南流通券工作。

      他主持组织将全县划为6个区，均设了区“战委会”和区公所。

       1938 年9月，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由今北漳淮乡北冯管村迁到松篱、淄村一带，撤了马紫波先生的职，马愤然离城回家。

       同时，国民党县党部以张道生为首，向省党部“控告”马紫波是“跨党分子”。时省党部就在松篱村，他们暗派2名特务住在马家，专门监视马的行动。

       马虽然担任抗日政府县长仅半年的时间，但是，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在冀县的发展和抗日斗争史上，是值得一书的一位。

欠佳余生

（卸任县长后）

      马紫波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一旦脱离开正确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两面性”就容易显露出来。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常常表现为幻灭、动摇、彷徨、妥协。

       他卸任县长后，1939年在天津时，住在英租界安业里，抗战热情直线低落，竟然抽起鸦片烟来。在济南时，他闭门读起“星相医卜”等宣扬封建迷信的书籍，以此逃避抗日现实。

       后来，据他个人交代，抗战期间曾回原籍，干过两件”资敌”的丑事：一件是1944年秋，盘据在冀县县城的日军头目智水贤二派两名伪军找到他家，胁迫他到淄村去见“皇军”。到后，智水逼他交出原棉花运销合作社的棉花统计资料，他回答已丢。当敌人再催问时，他却当面为敌人画了一幅《冀县棉花地图》；一件是1943、1944年在村中向乡亲们敛款并动用村中的救济款一万元左右和棉花一万四千多斤，“资利”了日敌。  

       据他个人回忆说，这两件丑事，确实是“不可原宥的罪行”。是怕当时的日寇到自己村中“找麻烦”才干出来的。

       但是，他在村里时，为了保护乡亲，避免乡亲遭受蹂躏，曾经利用自己的威望，狠狠教训过冀县伪军头子张子耀，说如果张子耀带日伪军到松篱村扫荡，就把张子耀处死，吓得张连连承诺不来松篱村。后来，日伪军也确实没有去过松篱村。

       1946 年2 月，他在北京，参加过一次代表冀县驻京“乡民还乡大会”代表发言人，询问叶剑英关于“没收地主土地”问题。

       对于这次行动，他于1955 年，在《自我反省》中写道：“我参加了这一会议，虽是由于被动任人摆布造成的一种重大错误，但在当时个人也存在着一种不好的想法，就是代表地主向共产党捣一次鬼。及至听到叶剑英义正辞严的答复，才知道参加这会是错误的。”

        马紫波耿直、坦白，他对个人历史上的一言一行、哪怕是一般人不晓得的问题，都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从不隐晦。例如，1946 年土改开始后，他再次逃亡北京，曾参与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纠集的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千余人的所谓“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举行的**游行。

他在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敢于直言，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观点，如今看来，仍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辩证法的。如，1956 年，他在一次给学生讲关于生命的起源一节时提到了达尔文，并对编写《达尔文》一书的一位山东大学教授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指出：“以前是一个观点，等到后来苏联的生物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论点时，他又马上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说法，去符合苏联新提出的论点，这根本不是研究科学的态度。”究竟哪种观点正确、科学，本文不曾考究，但至少学术上的随众附和、人云亦云，终不是科学的态度。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举国上下盛行“苏联热”，那种不管好歹，总是跟在“老大哥”屁股后亦步亦趋的做法，确实使我们的国家吃了不少苦头，教育系统更是深受其害。

       1958 年7 月，马紫波在一次政协小组会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好的，是对的，但把苏联的小学课本整套地搬来了，搬还没搬全，取糟丢精，我们把实习教学也丢掉了，小孩子们领会不了。”就是这几句大实话，竟成了定为右派的重要依据——“反苏**言论”。

       他被解职回家监督劳动时，整天在生产队的菜园里种菜。对此，他很满意地说：“这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学里就学过植物学”。据如今80多岁的老人回忆，他种的菜园很好，还搞了梅豆嫁接黄瓜，等等。

      他1960 年在家中病逝。

      1979年，有关组织根据中发（1978年）55号文件精神，对于他右派分子问题予以复审改正。可惜，他已被赶回老家监督劳动改造并离开人间近20个年头了。

七律留评

      老一代同志对马的评论是“一个好赖人”，并写有七律二首《咏紫波》。

一

紫波自幼气豪，

执教二师（见注1）进步早。

只缘阶级太深根，

长使生平屡折腰。

徒骛虚声（见注2）杨柳学，

却未真识松柏高。

困顿颠沛成悲剧，

素怀大志付流涛。

二

卢桥传来抗战声，

故乡立举红旗（见注3）飘。

久患软骨难坚持，

每逢险关易动摇。

昔是今非不可取，

朝秦暮楚何足道？

录用丁李是一功，

引得冀州星火烧。

       注：

       ①“二师”：马于1922 年8 月到二师任教员，次年该校即有共产党组织与活动，可说马因此得革命风气之先。

       ②“虚声”：指改其村名为“松篱村”。但其性行则学步杨柳。

       ③“红旗”：指出任第一任县战委会主任与抗日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