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

人物档案

张荆，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团中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参与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研究、北京社区矫正模式研究等重点课题项目。

对话背景

近日，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发展路线。这是中央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首个专门政策文件。

社区融入是否将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突破口？如何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寻找更多切入点？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张荆。

中国青年报：你怎样看待民政部近日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张荆：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户籍在农村，但长期在城市就业，既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应当享有参与社区管理、享受社区服务的权利。以社区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切入点，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初衷非常好，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参政议政等各种权利，弥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差距。但是，如同我们力主让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去公立学校读书一样，究竟能否落实，仍需要制度上的细化和完善。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此前你曾主导过数次针对北京地区农民工聚集区的调研访谈工作。农民工聚集区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张荆：在社会融入方面，访谈的结果和我们预想的差异较大，农民工聚集区的人们似乎缺乏与城市交往和互动的机会。聚居在沙子营村那片厂房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在北京有正式的固定工作，收入较高，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但仍存在一种融入城市社会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他们的自卑，也来自于城市的歧视；另一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基本上都在做些临时工，有工作了就去做，没工作了就待在家里，极少外出。

据我们访谈了解，沙子营村的外来居住者和当地人基本上没有沟通，连收房租的都是城里人雇佣的流出地的“二房东”。他们与社区本地人彼此都怀着戒备和不信任。以“熟人”特别是“老乡”网络维系的小社区，结成了以家乡人聚居为特点的小圈子，他们又获得了相对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中国青年报：对于以社区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切入点，你有何看法？

张荆：我认为应当以农民工子女接受公立学校教育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切入点。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同在一所学校上学，会增加他们与城市文化的接触和学习，孩子的家长们也会多一条与城市家长或城市文化沟通的桥梁。

当然，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我国《义务教育法》中明文规定适龄儿童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家长有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国家有提供教育条件的义务。但是，《义务教育法》的这种规定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需求制定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结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义务教育制度将流动人口子女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因此，《义务教育法》规定的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在流动人口子女中无法实现。

虽然各地政府都规定流动人口子女可以到当地公立学校借读，但是，繁琐的手续和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让低收入的流动人口家庭无力承担。这实际上使《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因缺乏相应的保证机制而难以实现。

中国青年报：这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张荆：在城市社会中，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往往是收入水平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来说，由于家庭收入相对较低，子女的教育期望往往难以实现。这有可能造成“贫困——教育不平等——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使流动人口家庭失去向上流动，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环节入手，推进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如更多地开办社区图书馆，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开放的、可融入式空间，既增进社区孩子、大人间相互沟通、联系，也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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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城市边缘

——北京沙子营农民工聚居地考察记录

2011年12月2日，天阴微雪。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荆与5名研究生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沙子营村，这是一个不为外界所注意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这个地区位于北京5至6环之间，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学生的考察点，是因为张荆认识的一名家政人员郑阿姨的家就在这里。

这一天，张荆带领学生们走进沙子营村，近距离、面对面地观察了这个位于北京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

张荆和同学们注意到，这个聚集区的人口构成有一大特点：居住于此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不同村庄，因为老家地理条件较差纷纷外出务工，并由同乡介绍常住于此。

“‘老乡’是维系这一聚集区存在的重要脉络。”张荆说，“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熟悉的家政人员介绍，我们很难深入走访这一聚居地。有了‘老乡’引荐这层关系，这里的住户对我们少了戒备。”

沙子营村位于朝阳区、海淀区、顺义区交界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平常无人问津，发展相对滞后，物价、租金较低，为聚居地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张荆说。

当天，到达目的地后，张荆将走访人员分成3个小组。在郑阿姨的协助下，他们与多户居住者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这一聚居地由闲置厂房改建而成。二房东将整个厂房租下后再转租他人。整个厂房被分割为南北两排房间，大约居住了30多户100余人。

参与调研的学生张宓了解到，这里的住房面积多数为3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250~260元，最小的房间只有10平方米，每月房租160元左右。水房和卫生间均为公用。二房东每月按人头收取10元水费和10元卫生管理费。

张宓重点考察了郑阿姨家。郑阿姨一家三口居住在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原来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患了风湿病，无法胜任重体力活儿，便改行跑运输了。

“两人的收入总和，除去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几乎没有结余。”在张宓眼中，郑阿姨一家三口的生活环境非常简陋。

“30平方米的房子被分隔成大小两间：大间用作客厅和父母卧室；小间作为孩子的卧室、书房加上厨房。虽然对生活现状基本满意，但当谈到孩子即将面临的初中升学、择校等问题时，郑阿姨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张宓说。

在另一户受访的三口之家里，年轻的妈妈从事服装销售工作，爸爸从事运输工作。两岁的女儿就近在沙子营幼儿园上学，每月托幼费400元。

“这户人家收入比较稳定。夫妻两人想多赚些钱为将来做打算。年轻的妈妈说工作很辛苦，但她有一种满足感溢于言表。”张宓说。

“在这里，大家的工作环境、家庭条件、背景、生活习惯都很相似，在一起会有互相照顾、扶助的感觉。因此，不同于我们以往对外来人口聚集地的印象，这里治安不错，有安宁感。”张荆说，“困扰他们的问题集中在子女上学、物价上涨、季节性失业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对融入城市没有强烈的愿望。”

在看到了沙子营村的侧切面后，张荆和同学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沙子营村聚居地是以“熟人”特别是“老乡”网络维系的小社区，地缘关系是这里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第二，教育问题成为影响居住者未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这个结论从一个细节得到了印证。

参与走访的学生彭晓月问受访者：来北京这么久有没有去哪里游玩？有没有带孩子在北京逛逛？大部分受访者的答案是“没有”。

“很多家庭甚至从来没带孩子去过北京的故宫、北海等标志性景点，这再次印证了他们对城市的陌生感。”彭晓月说，“一是因为没有闲钱和时间，二是没有这种意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来到这里是为了打工赚钱。他们迟早是要回老家去的。这里从来不属于他们。”

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融入城市的意愿较低，在这个小社区里矛盾地并存着。

“虽然他们来到北京很多年，但对这里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人群中，鲜与外界接触，他们又获得了相对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彭小月说。

如何打破这个自成体系的小圈子？张荆和同学们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虽然这里的人群收入普遍偏低，但仍旧存在分层。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人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有正式工作的群体，收入比较稳定；最后是没有固定收入，依靠打零工赚钱的人群。

张荆认为，这种分层实际上已使他们意识到在城市打拼拥有技能的重要性，也是这个群体融入城市的切口之一。

“为其提供培训机会是促使其跳出固有圈子的契机。遗憾的是，这些打工者并未得到任何机构提供的培训机会。如果想学技术，他们只能自己出钱，但这笔费用对他们而言太高。”

访谈中，一个年轻人表示想学做面点，然后开个早点摊子，增加收入。

“由于没有足够的本钱，他只好作罢。之后，他仍旧需要依靠‘老乡’这一仅存的社会网络生存。”张荆说。

张荆认为，教育是促使农民工下一代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目前，这里大多数学龄儿童的首选仍旧是沙子营村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是，校内学生的家庭背景高度相似，这样一来，以‘老乡’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不仅不会被打破，反而会加强。”张荆说，“这让我们从另一个侧切面看到了当地居住者的无奈。”

早在2009年，张荆和北工大学生就曾对农民工聚集地人口的生活、工作、子女教育问题展开过调研。

当时的地点选择在崔各庄。近3年过去了，这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他分析说，“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第三产业，例如建筑、装修、商贩、餐饮、保洁等，往往是城市职业中最累、最苦、最脏、收入最低的工作。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城市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个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比较满意。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城市生活仍旧存在不确定感和无方向感。”

“城乡间的鸿沟虽然在移民潮中有所缩小，但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外来劳动力仍尴尬地介于‘廉价的补充力量’和‘可怕的竞争力量’之间：需要时可以用其作为廉价补充，不需要时则被制度约束在门外。”张荆说。